历史上的收藏家

在古代，皇帝是最大的收藏家，收藏曾是皇族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所热衷的一种活动。

汉代建立“天禄”、“石渠”、“兰台”，实际是皇家的三大图书文物馆。古代的武库也是储藏文物的地方。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宋皇室收藏的古器物达万件以上，并有专门的建筑存放收藏品。北宋宣宗之后，宫廷收藏由于帝王恩赐或群臣内侍营私偷窃，使不少藏品流散于士大夫和商贾手中。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也出了不少著名的收藏家，如欧阳修、赵明诚、米芾等都是名重一时的收藏家。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赵明诚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妙于翰墨的书法家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

金、元、明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没有间断，但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水平不及宋代。金章宗好藏古物，他收藏的字画都有“明昌御府中秘之珍”的印章。收藏者中，元代大长公主收藏颇丰，其中不少是宋朝内府珍物。元代画家倪瓒所居“清秘阁”，古鼎法书、名琴奇画罗列其中，并著有《清秘阁集》。

公元1369年，明太祖在南京鸡鸣山南建功臣庙，陈列文武功臣的画像或塑像。《太常寺志》称之为“功臣庙画廊”。

明代的宣宗、神宗也都重视文物收藏。私人收藏则以严嵩、严世蕃这对奸臣父子最为著名。

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

清初，文物多集于内府。清高宗搜求最力，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

乾隆帝也是一位收藏里手，他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他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

不仅皇室收藏甚巨，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

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著述。

当时比较著名的收藏家有：周亮工、顾炎武、马思赞、张若筠、吴慰光、倪模、黄丕烈、张廷济、瞿中溶、学者叶志诜、刘喜海等等清代有关收藏的著述多有特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罗振玉。式芬有《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澄有《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62-63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成功的背后没有潇洒

在历代收藏家耀眼的收藏成就背后，却隐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艰难历程。

宋代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南渡逃难时，携衣物及藏品装载同行。他们抱定宗旨，危急时宁可舍弃一切也要保住藏品：“宁自负抱，与自俱存亡。”

把藏品看得比命还重的收藏家不只李清照夫妇;另一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家中藏有许多古画名迹及鼎彝圭璧。顺治时，当地发生寇乱，村民都逃走了，他兄弟劝他一起逃走，但珍鲁迷恋其藏品，不忍逃走，决定一人留下守护藏品，最后被强寇杀死，以身殉藏;近现代的钱镜塘先生也是一位爱藏品胜于自己的生命的收款家。30年代，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海宁。危难中，钱先生丢下所有家产，将一些重要画品卷在身上，走上了逃难之路。海宁明末清初女画家李因的一些作品，在战火中被日本人掳走。先生闻知后，4上沈阳、哈尔滨，出重金从日本人手中买了回来。上海解放前夕，镜塘先生和大千先生有过一次重要会晤。大千先生劝镜塘和他一起去台湾，但是遭到了回绝。镜塘先生丢不下的便是身边所藏的这些数以万计的名人真迹。同样是近现代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在1941年被黑帮绑架，黑帮提出要以300万元赎人，否则即“撕票”。在此生死关头，他嘱咐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却不许变卖所藏书画。

以上几个悲壮的故事足以体现其藏品在收藏家心中的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收藏史，正是无数个收藏家们用其心血乃至生命写就的。

历史使命VS个人财富

在历史史命与个人财富之间，视藏品为生命的收藏家是如何选择的呢?

隋展子虔的《游春图》

1948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先为了避免国宝《游春图》流向海外，卖掉了心爱宅邸园林——似园，最终以220两黄金的高价，买下《游春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将其捐献给国家。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准备给一些报酬，张伯驹坚定地回绝了，他说：“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的手里，我怎么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张伯驹先生为保护文物，防止珍贵的文物外流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使一大批珍贵的书画幸免于难。

张伯驹先生所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归于国家。1956年，他将所藏的8件国宝级的书画，捐给了文化部。这8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帖;在这之后不久，张伯驹先生又将宋杨婕妤《百花图》、宋赵伯啸《仙峤白云图》、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一大批书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的书画多达27种，均是罕见的稀世之宝。

另一位大收藏家钱镜塘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中，先后10多次将所藏物品捐赠给国家，数量达3900余件之多。徐熙、董源、范宽、唐寅、沈石田、王石谷、赵之谦、金圣叹、任伯年、虚谷、吴昌硕……中国书画史上众多名家的名品，都在其列。已被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五代徐熙的《雪竹图》、五代董源的《山水图》、宋代范宽的《晚景图》、清代王石谷的《陈元龙竹屿垂钓图》等，都是稀世之宝，撼世之作。

将心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的的收藏家不止上述两位，朱文钧，也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1953年，朱文钧夫妇嘱咐其子朱家溍，将其毕生心血706种碑拓全数捐献给国家。这些碑拓从东周的石鼓文以下，包括了以后历代的法帖在内，多是宋、元、明、清的拓本，字迹清晰，均是碑拓中的上品。在此以后，又将2万多册善本图书捐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将全部书画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将全部明清家具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

华侨收藏家周锐在庆祝他旅居美国旧金山60周年之际，把他珍藏的10件古瓷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以制作和收藏紫砂壶而闻名海内外的许四海，其收藏品中有一把清代制壶名师邵大亨的杰作“大亨壶”。一位外国人欲出7万美元购买。许四海却婉言笑道：“这是中国人的宝贝，我收藏它并不是为了出售，你就是出100万美元我也不会动心。”

也许在在惟利是图的人看来，这几位大收藏家都是一些不识财务的大傻子，哪有手握价值连城的珍宝，不待价而沽、转手谋利却无偿地捐出去的道理。这恰恰说明了收藏家与大多数普通收藏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藏物”，后者是“藏钱”。对于以上几位收藏家来说钱并不重要，个人的得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藏品有利，怎样才能让那些珍贵的文化化遗产发扬光大，正如张伯驹曾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所写的：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上，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

在这短短数语之中，张伯驹先生明确地表示，他收藏书画的目的，是使这些珍品永远保存在国内，防止流失到海外，世世代代传流下去，供后人鉴赏。至于他个人，只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痛并快乐着的收藏家

俗话说“不痴不迷难以收藏”。事实上，每一个卓有成效的收藏家，对心爱的藏品都有着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深厚感情——为其痛，为其苦，为其乐乃至为其生为其死，收藏家的这种情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但却不能不能所有的人感动。

收藏家为收藏呕心沥血，有的四处寻觅，百计求索;有的神魂颠倒，自拔不能;也有的耗费巨资，甚至倾家荡产用于收藏。如明代藏书家胡应鳞，嗜书成癖，所得月俸全部用于买书，不够时，把妻子的发簪耳环抵充，再不够，当场把穿的衣服脱下来换钱。王世贞说其爱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尽毁其家以为书”;清人王筠圃，某日在京师琉璃厂见到一部心爱的书，欲以常值购买，不成，加倍付值，仍不成，再加值，还是不成。只得怅然离去。当晚，他夜不能寐，思来想去还是割舍不下。次日一大早，便遣人骑马去厂市以三倍价购回此书，活脱显现出收藏家的痴迷神态。

除了不计代价外,收藏家为寻访藏品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苦苦求索的例子也多不胜数。清代收藏家张则之，自称“画痴”。只要听说哪有古人真迹。不管在百里，千里之外，必欲亲自去见，访得真品，辄留连忘返。明代董其昌想买一幅董兆苑的《溪山行旅图》，遍访江南不得。后从友人顾仲方处听说长安有，便不远千里赴陕西购画。他收藏的《唐拓怀仁集宋本兰亭袖珍册》名帖，得之更远，是请人从高丽国购得;清人孙月泉好收藏古砖，他在台湾任官时，收入都用于购砖。其收藏砖放置在行箧中，随身携带，每到一地，购砖、赏砖成了必备的功课;清朝人李南涧好金石文字，所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周览一遍，见有好的碑刻当场拓下。他当恩平县令时，乘船去迎接总督。因在南海庙见到一块好碑，命仆人点起蜡烛，连夜推拓，竟把迎总督的事也给忘了，次日早晨才发现总督的船已经驶过。

这些收藏家痴迷古物的事例或悲壮，或虔诚，或诙谐，或迂腐，都显示了其对藏品的无比痴爱。收藏家们就是这样把痴迷的种子一代又一代传播着，演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