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2025-03-31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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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之所以能跻身于美学领域，在于它的字“形”最初是由远古先民从对天地、万物、自身的感性直观中“象”来的。
这种以“象”造字的方式与西方人的文字等级论中排名最低的“象形文字”的生成不同，是从对自然事物的感性摹仿图画之“像”中抽象为“图—式”之“象”，只脱胎不换骨，以其简化后便于记忆和流通的形，承载原物象内包蕴的神，以神表意。
汉字的发生是一种本质直观的艺术创造，图像的形成和美学欣赏不仅是默会的，超越了黏着其中的语音、语言，而且指向由原初的事物和人类的原始思维构成的广阔空间，超越了理性和意识。
汉字即因其图像先于声音、先于意识的特异性区别于西方文字思维中试图以符号无限接近上帝之声的语音中心主义。雅克·雅克·德里达（1999）《论文字学》中以为文字平反的方式开始其反对形而上学本原的解构主义工程。然而，雅克·雅克·德里达对汉字特异性的思考没有建立在对汉字图像文化本体的深刻认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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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1999）所提“原始文字”概念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元文字”中包含的“元”既是起源的，又是对形而上学旧本原的否定。二是这一概念诞生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奉为本质的差异理论中。
西方传统中有关本原的问题始终围绕着逻各斯中心打转，逻各斯是超验的意识，最接近它的便是语言。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和“听、说”作约定的符号，这致使具有图像先于声音的特性，重“看、写”的汉字与拼音文字天生有着体系层面的深刻差异。
汉字的图像文化根基中是否存在一个绝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呢？许慎（1963）《说文解字》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汉字最初的创造非源于声音，而是象形，无论许慎本人的“六书说”，还是唐兰、裘锡圭等学者改造后的“三书说”“新三书说”，都不能忽略汉字最初“象”的因素。
象形就是按照事物的种类画图：“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不止步于图画的形式。裘锡圭（2013）《文字学概要》详述了汉字形体由繁到简演变的过程，实质是将本身从物象中抽象出的象形字再次抽象为特殊的“图—式”符号的逻辑运作，却依旧保留了所像之物的本质。“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文字的发生和孳乳以“文”为基础，该文超越了作为汉字依类象形的“文”，指向创设字形以前的精神文化世界，是先验的，乃至超验的领域。《文心雕龙今译》（2013）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广义的文德是与天地并生的万事万物的色彩、形状、声音，乃至形成语言文字的心意。
广义的“文”即自然形成的天地之“象”，因此圣人在作八卦、垂宪像之前，就应有对文的先验认识，类似艺术创造的前理解。《文心雕龙今译》（2013）对文的解释恰当证明了图像在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思维中占据十分重要的本源地位。文以明之道是“可道，非恒道”的。
老子认为道无名，所以不可言说，与西方逻各斯的语音、“说话”的中心有别，但来自天地创生之初的“文—图像”能从大道“无”中生万物“有”，又确实可被看作是中国人认识经验世界，创造和书写文字之“有”的永恒的、纯粹的、前置的在场。
中国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不是“道”，而是直接从“道”来的图像。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都是纯形式的，只表示与其他能指和所指的差别。这种差异理论和“任意性原则”仅涉及语音符号的层面，雅克·雅克·德里达的解构却将差异还原到了先验存在论上：“差别显现并发挥作用取决于不以任何绝对的简单性为先导的原始综合。这是原始的痕迹。”这意味着雅克·雅克·德里达所谓的差异是语音和文字的共同本源。它又被称为“延异”，在造词上包含两重含义：时间上的推迟，每个词语符号的意义都指向时间上在它之前或之后的元素；空间中的区分，每个词语符号的意义都指向空间中在它旁边的另一个符号。延异作为一种“原初的调解”，在语言系统内部通过延迟和区分的过程永远地运作下去。
从时间上来看，每一个汉字的字形与其对应的字义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字形不但“指”向字所表达的意思，与字音、字义综合一体；且“形”本身作为一种艺术结构，就具有图像上的认知意义、审美意义，这使汉字的形义关系复杂性异于西方文字的能指与所指。“六书说”中有一“指事”，从汉字构造的发生学意味来看，“指事”一言有包揽全书的形而上意义。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汉字的图像含义具有明确的指示性，暗示抽象的“一事”。此一事既指向具体的事物，又表示与所像之物有关的抽象的“事”。汉字的字形意义指向的是它内部“事”的意义，因此汉字的“时间”是在每一字内部纵向流动的时间，即非“延异”概念所表达的能指之能指。
从空间上来看，汉字使用模糊而又生动的图像来表意，意义的承载空间从一笔出发不断扩张，超越了语言所谓的明晰能容下的范围。一个字的图像环绕形体打开了一个世界，表达空间可延伸到字面意思不可说之事上。然而每幅图像的意义不是无边无垠的，始终以单独的字为中心，亦非“延异”概念所说的在词与词的空间中“撒播”。
因此，汉字因其图像先于声音的特异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中皆不具备雅克·德里达所说的那种原初的延异，也不应被包含在他的原始文字之内。
图|“土方入侵”涂朱卜骨刻辞|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汉字不是“原始文字”，每一个字都是字形和字义的结合单位。若将字形视为“能指”，那么汉字的能指之间的差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不是任意的。理解这一点需领会汉字符号的差异应该源自作为本质的图像层面：虽然能证明“延异”说在时空上的条件与汉字不符，我们还应留意雅克·德里达在解释延异时强调的作为文字中“感性丰富性的条件”的“痕迹”。依雅克·德里达所见，在语言文字的每个符号内都原初性地保存着时间和空间中其他符号的痕迹，由此证明没有任何符号是纯粹的在场。
这样看来，汉字在悠长的发展中也有很多字像是储存了体系中其他字符的痕迹。“六书”中“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字，和假借、转注这些与汉语关系密切的汉字，似是从相同的表音符号派生而来。很多音符自身也表意，如王圣美的“右文说”中区分浅、钱、残、贱等字的“戋”符。但需要注意的是，“浅”与“钱、残、贱”等字所区分的本质既不是字形与字形的简单互渗，也不是因为分享了同样的音符，而是由于它们各自能展开的图像不同：如“浅”的形符与水有关，“钱”的初文则象征上古时期的一种铲土工具。
在认知汉字的来源，“以初文求本义”时，感知图像的优先性和对图像的敏感度，是掌握汉字之间本质区别的关键。W.J.T. 米歇尔（2020）在《图像学》中探索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相似的图像中必定包含着差异性，差别作为一种自然之物，天生存在于图像之间。
词和图像的差异既可以“互相翻译”，又像代数和几何一样，是复杂的相互阐释、图解、修饰的关系。此隐喻一出，可见在西方人的意识中，语言与所对应的图像是截然不同的。而在汉字中，字形即图—式符号与所指的“图像”是从同一物事中抽象，而处于不同抽象阶段的关系，二者无法互相翻译，却是同根共源的。
汉字的图像先于声音，因此汉字的本质差异应在图像与图像之间，而非在声音之间寻找，但米歇尔所说的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才是决定图像身份的观点也适用于汉字，试想“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日、月”二字，往一个圆圈中心点一点，增加了一点“内容”，就能表示太阳，对“日”饱满浑圆、富有光辉的感性视觉经验使祖先创造出了象形的符号。
然而在创造拥有相似形体的“月”符时，为避免与“日”符重复，他们选择重点表现月的“缺”，即将阴晴不定、变化多端作为月亮形象的最大特点。“日、月”字符最终呈现的区别由自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抽象艺术创造，而非单纯的模仿经验所致。许慎（1963）的《说文解字》谈到了古人造字时的差异思维：“（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位沾染神话色彩的先民代表，看到自然中鸟兽留下的足迹，似乎一瞬间悟出了这些具有“广延”的划痕、踪迹是互相区别的，于是运用理性思维契合感性创造，按照事物之间的区别制造图像，成为最初的文字。
由此看来，对一物与一物不同的“区别感”是先于对事物本身的意识的，这是一瞬而至的超验的灵感。将仓颉的造字逻辑向上追溯，则来自“包羲氏”对世界的仰观俯察，在感性直观自然事物的视觉运动中，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的观念在心意内贯彻和运作，捕捉对象的形状特征，在心中形成种种相互区别的形象，再经过艺术抽象产生“文”之图像，与声音妙合，孳乳出无数的汉字图像，这一过程又是“指事”之物事的抽象上升，原初的差异因此得以牢牢保存在图像中。
图|秦文字与六国文字对比|来源于中国文字博物馆
雅克·德里达（1999）说：“在显现本身与显现物之间的听不见的差异，是所有其他差异和所有其他踪迹的条件，而这种差异本身已经是一种踪迹。这原初踪迹的概念，因而确实地也是正当地是所有关于记忆印痕性质的生理学疑难问题，或者先于关于绝对在场——它的踪迹因而向解释开放——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疑难问题。”显然，雅克·德里达将原始差异抬高至绝对先验的层面，靠的是海德格尔那种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本体论区分的思维，他将差异看作“形式和实体之间动态的功能运作”，因此，原始文字—差异产生的非稳定的、任意性的意义就能取代语音中心主义形而上在场的稳定意义，解构中心之后所剩下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永远运作的语言游戏。
汉字的图像差异与原始文字的差异在本源上就不同，更何况汉字遵循的逻各斯——天地之“文”是“原始图像”而非“神圣声音”。纯粹差异是原始的、超验的，却无法作为汉字直接的起源，因为汉字一从图像中诞生就是浑然的一体，从未严格划分过外在与内在，在场与不在的界限。
汉字造字的方法是开放的，从象形文字到形声字的喷发，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外在的东西对内部的替补和侵犯，而是用在先的象形符号寻找可规定字义的声音，形成“取譬相成”的艺术关系，这些文字无论如何地“孳乳”“转注”，始终以图像的“指事”特征为名。
如上文所述，“指事”之“指”始于“一”，一即从“无名”之道中诞生的最初的“名”。《庄子今注今译》（2007）：“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然也异无辩。”“道”在中国人的超验思维中，是天地混沌，是绝“区”弃“别”。圣人修习坐忘之术，抛弃凡俗事物的区别，只留原道的分有——“共相”。“一”不是圣人的一，圣人所求是无，“一”是凡俗的一。“一”是最初的一笔一画，是最初的“有”，亦是思维破开混沌的天地之“文德”。它指向与其他物事相区别的一物、一事。
汉字的先祖，抛弃了圣人所居的无竟之境，选择羁留于尘世间，创造人类的文化。于是“一”亦是思维从“无别”到“有别”的开端，在“指”这种先验的抽象思维过程中，蕴含着事与事不同，“一”与“一”别异的纯粹差异。
这种纯粹的差异运用最初的一画在人的观念中打开了独立的空间，将一“画”成象形和表意的图画，进而渐渐演化为抽象的线条，最终简化为完全抽象的笔画。
从起源性的“一”写成的众多汉字，无法脱离开为纯粹差异量身打造的书写空间：“虽然可以对古文字的演化规律进行大致的分类描述，但是任何一个字的构型的演变都是独特的，不连续的，因而不能被归结为严格的、线性的和“同质”的法则。”
由此可见，汉字原初的差异铸成的一个个异质的汉字图像，对“原始图像—逻各斯中心”有着先天的解构力量。它是无尽意义的生成，亦是原初、在场“意义”的涂抹和消解。
因此，汉字的图像文化差异和西方表音文字中的差异在不同的逻各斯语境中发生，作为先验的、超验的差异，它具有解构中华文化“文—图像”逻各斯中心的原始力量。
陈嘉映 2013 《简明语言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骆冬青 2014 《图像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江苏社会科学》第 5 期。
骆冬青 2020 《“一画”论——汉字“指事先于象形”的美学理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骆冬青 2022 《纯粹汉字图象批判——汉字可以成为“逻各斯中心”吗？》，《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朱 刚 2004 《文字与本原——雅克·德里达“文字学”对形而上学“本原”问题的解构》，《哲学动态》第 4 期。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99 《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W.J.T. 米歇尔（W.J.T.Mitchell） 2020 《图像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