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
 

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 “异己，思想渗透”。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君是汉之将，我亦宋之臣。一般遭陷害，怨恨几时伸！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
 

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
 

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
 

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