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祯对于戏曲历史与理论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目连戏与民间戏剧、昆曲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批评等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刘祯提出要建立一种民间戏曲的研究立场，还原其生存的文化空间；他认为中国的戏曲史，基本上是知识精英书写的历史，缺乏对民间戏曲的观照，应该还原戏剧史的另一面；并且，针对戏曲本体流失与批评失语等问题，提出中国的戏曲有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应从本土理论中吸收有价值的资源，构建起符合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特质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

作为在“戏曲历史与理论”“目连戏与民间戏剧”“昆曲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批评”等领域颇有建树的研究者，刘祯先生却说他与戏曲是一种“孽缘”。这种“孽缘”即有命运的刻意安排，也有发自内心对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祯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期间，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研读《西厢记》剧本，即被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所吸引。1984年，刘祯考入当时名声赫赫的扬州师院中文系（今扬州大学文学院），师从曲学和戏曲校勘专家徐沁君先生，攻读“中国戏剧史”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在徐沁君先生悉心指导下，围绕戏曲文献整理和校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硕士学习期间，刘祯先后发表了《高明卒年再考辨》【1】、《高明交游新考》【2】等论文，尤其是他的硕士论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爬梳，对《琵琶记》作者高明的生平、仕履、交友等史实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并完成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高明年谱》，而其中关于高明生卒年等方面的考证进一步推进了学术界的认识。刘祯于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历史与理论”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受业于南戏研究的大家刘念兹先生，这成为了他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逐渐由传统的“文人视角”转向“民间视角”，将民间戏曲放置于民间的文化生态，从文人与民间的二维视角进行审视，从而构筑起更为客观全面的戏曲史研究，撰成博士论文《目连戏研究》并于1991年举行论文答辩，得到以张庚、郭汉城、刘世德、余从和刘念兹等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与积极评价。

刘祯博士毕业，遂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迄今已在戏曲研究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已近30年。刘祯先生为人温恭谦和，对学界既成的“常识”性观点，总能以另一种眼光与角度，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补充戏曲历史的“断裂”之处，又能将高深的学术，化解为充满“机趣”语言，娓娓道来，却仍说自己“不敢言收获，但还是努力不懈的”。如果一定要以一个词汇形容刘祯的学品，“真人无相”一定最为贴切。

刘祯《戏曲学论》书影

目连戏研究及民间视野的延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作家作品、源流考证等文学层面的研究仍然是戏曲学界的主流，大多数戏曲史著作都是以历代作家及其戏曲剧本的创作为主线进行框架建构，较少涉及古代戏曲舞台表演。文人阶层又是艺术事项的记录者，也是理论的阐释者，或者说掌握着历史书写的“文化权力”，或显或隐地将其价值观念与艺术观念置入理论框架中，拟定具有特定文人品味的艺术作品为“经典”，起到匡正与引领的作用，从而彰显正统的文艺观念。文士阶层的理论视角往往带有极强的雅化品味，同时也鄙夷浸透着世俗文化趣味的民间表演，试图按照“雅化”的标准匡正戏曲艺术的旨趣与品味。一般的戏曲史书写，即勾稽文人记载的史料，结合历史背景，逻辑勾连出戏曲发展的历史，大多关注的是士大夫的戏曲、文人戏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仅仅是文人戏曲史。历史的真实面貌，远比理论总结的现象更为复杂，作为一种“活”在演出中的艺术，戏曲的根源在民间。民间广阔的文化土壤，是培育戏曲艺术生长的文化空间，或者说“戏曲是一种民间艺术，最早的‘理论’应该是民间艺人总结的‘戏谚’一类，但由于其口头性难以见诸记载，这是非常可惜的”【3】。民间戏剧与文人戏剧，无论在艺术创造、审美观念、编演手法、观演趣味，都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如果缺乏对民间戏剧的观照，离开了古代戏曲舞台表演的“场域”，那么则无法还原出真正的戏曲史。1989年至1991年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两年时间，刘祯在导师刘念兹先生的带领下，到目连戏流传甚广的重庆、丰都、大足、泸州、成都等地实地考察，1991年参加了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召开的中国南戏暨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他接触到这些仍然活在民间的目连戏演出，体会到了民间戏曲的生命力、艺术魅力以及在中国戏曲史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成为他重新发现民间戏曲的“一个极好的标本，一个活的标本”【4】，也促使他发现，从文人总结的戏曲理论视域出发，以此观照民间戏剧演出，具有理论的不适用性，如果将文人的戏曲理论套用在目连戏的研究中，便会使研究走入歧途。在确定以“目连戏研究”为博士论文的题域后，刘祯提出要回归目连戏的民间本体，“本质地看，戏剧是一种民间艺术，其历史演绎、生存环境、运作机制、创作主体、欣赏对象都在民间，当然，如其它文艺形式一样，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进入城市，步入宫廷。吸引文人的兴趣，参与其间，引导使之更趋雅致，更具艺术韵味。但无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哪个阶段，其根都在民间，藉以生存的养料就是千千万万的庶民百姓”【5】。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现象，“目连戏涉及艺术、宗教、民俗等学科领域，研究取向不同，价值认识也就不同”【6】，必须立足于戏曲本体来认识目连戏的价值，站在民间艺术的立场，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评价，而“古老性与民间性”是目连戏研究最值得重视的两点。

建立起民间戏剧的独特视角后，刘祯将目连戏放置于戏曲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的宏观背景中加以考察的。从目连戏的故事源流、历史演变、思想属性、人物形象、艺术形态等纵向层面，作了详细地梳理与考证；同时又从横的层面，对各地方剧种中的目连戏、民间本与宫廷大戏、目连宝卷、目连弹词、目连与小说《西游记》、目连戏与中西宗教戏剧、中韩目连救母故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和分析，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中国民间目连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先后发表了《母亲与罪人——目连戏刘氏形象文化意蕴》【7】《目连戏与欧洲中世纪宗教剧》【8】《宋元时期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与宝卷的形成》【9】《目连与地藏源流关系及文化内涵》【10】《〈目莲寻母〉与弹词》【11】《〈劝善金科〉：民间本与诗赞系戏曲》【12】《目连形象的象征意义》【13】《目连与小说〈西游记〉之孙悟空》【14】《目连戏与中国民间戏剧的特征》【15】等与目连戏相关的论文，并以“目连戏研究”为题于1992年申请了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并获批。该课题于1994年顺利结题，1997年又被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以“中国民间目连文化”为书名出版。1999年9月《中国民间目连文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这个奖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

刘祯与田仲一成教授在日本东洋文库

在《中国民间目连文化》一书中，不难读出刘祯努力突破传统的学术思维模式，试图建立民间立场与民间意识的艰难跋涉，尽管或多或少仍有受到“文人标准”影响的痕迹，但他力求摆脱这种思维模式与评判范式的束缚，从目连戏存在的文化空间，把断裂的历史链条链接起来，主动走进民间的历史场域，体验戏曲活态表演的宗教力量与艺术魅力，勾勒出隐匿在文献材料背后的戏曲历史存在的面相。尤其是他在研究目连戏的过程中，对民间戏曲的特征及其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的主体地位、文人与民间在构建戏曲双线发展史中的相互影响的发现，为他“以民间为对象为主体的研究进一步做着准备”【16】。正因如此，有学者评价此著作“为持续多年的目连戏研究作了集大成的学术总结。在这部著作中，刘祯先生不但以扎实的传统学术功底综列了目连戏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而且用宏大的学术眼光观照了这个领域中的几乎所有的论题”【17】，“一部自成系统的学术著作，显示出这个领域研究的新收获……它将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一部新的重要参考书”【18】。

在民间戏曲这一研究主线中，除了目连戏研究以外，刘祯还对宗教戏剧、傩戏以及民间小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20世纪中国宗教祭祀戏剧的研究》【19】《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20】《傩戏的艺术形态与形成新探》【21】等。这些丰富的民间戏剧形态为他的学术观点的深入和发展都提供了坚实的论据支撑，其学术视角和学术立场的独特也为这些民间戏剧形态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戏曲史的再认识

目连戏、祭祀戏剧以及民间小戏的研究，奠定了刘祯学术研究的民间理论视角，以此再审视戏曲史，以文人与民间更为开阔两条路径进入研究时，发现既有的戏曲史“呈现出明显的文学化思维、文学化特征”【22】。民间戏曲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主要以舞台表演的形式与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共生共存。与文人剧作家及其作品相较而言，民间戏曲往往以只言片语的形式载于文人著述中，其剧本亦很少留存，即使存世也大多属于民间艺人的集体创作而被标注为无名氏，且缺乏所谓的文学性。既少于文献记载又无一定数量、质量的作家作品可供考证，使得民间戏曲长期以来在主流戏曲史著作中都处于边缘的位置，甚至被完全忽视。“中国社会一直存在民间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夫文人的对立，民间意识、民间文化艺术始终受到抑制和排斥，戏剧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就是显例。所以，事实上中国戏剧的发展存在两条相互基本平行（不时交叉、碰撞）的线索，一显一隐，而过去人们重视、强调显者，忽略、漠视隐者，这是由封建时代不同阶级、阶层人们不同的历史观、戏剧观所决定的，而无疑士夫文人一直处于思想文化的绝对支配地位，民间戏剧的处境可想而知，戏剧史的构成可想而知”【23】。从本体意义上而言，没有将传统戏曲视为表演艺术的戏曲史观，就不可能真正发现和认识民间戏曲。

民间戏曲根植于民间仪式、喜庆节日以及民俗活动中，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具有“语多鄙下”、“里俗妄作”小传统俗文化的特征，与大传统雅文化相比，更具有活泼的艺术精神，在民间广泛流传与普遍接受，构筑了与人伦日常生活既相似又有差别的艺术世界，借用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的理论表述，“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4】 只有站在民间的文化立场，才能对戏仿生活的民间戏曲作品，予以足够的审视与正确的估价。但是，在传统文人士大夫价值标准的主导下，文学性与文学价值，成为衡量艺术的重要标尺，以至于出现了对民间戏曲颇有偏见的评价，也导致戏曲史书写的轻视与忽略，造成“构筑中国戏剧史的主体主导力量”的民间戏剧是“中国戏剧史撰写严重缺失的另一面”【25】。由此刘祯提出，应建立新的戏剧评价话语体系，构建以民间为基础的全面戏曲史学观。

刘祯在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刘祯认为，“戏剧史的‘重写’，其意义不是技术层面的修补、增加，这个工作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更为根本的是充分认识戏剧的本质，确立起科学、客观的戏剧史学观。”【26】就20世纪来看，从王国维到《通史》，现代中国戏剧史学体系已基本完成，但在世纪之交放眼21世纪的学术研究，戏剧史民间戏剧主体地位的回归、确立和实现将是新的视野和趋向。与之相适应，未来的戏剧史学观既非文人式、政治化的，也非另一极端彻底民间化的，而是以民间为基础为根本的科学、客观、全面的史学观”。可以说，在追寻中国戏曲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重新发现和理解中国戏曲史的另一面——民间戏曲，并试图探索科学、客观、全面的中国戏曲史的构建，正是刘祯研究员三十余年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

随着参与学术活动的日益频繁，刘祯更加广泛地接触各种地方戏曲的演出，包括傩戏、仪式戏剧在内的各种戏曲样式使他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民间戏曲的理解和认识。在《民间戏剧：中国戏剧史的另一面》【27】一文中，刘祯对20世纪中国戏剧史学体系及其特点作了总结，面对文人戏剧史学观中的误区，提出了“重写戏曲史”的主张，认为首先要认识到民间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中的主导主体地位，其次对民间戏剧应建立新的戏剧评价话语体系与新史学观。“这个新的的体系与史学观，既不是文人的，也不是纯粹民间的，既不仅仅是文本的，又是包括文本在内的，而其最为根本的，是要全面认识戏剧的本质，它有别于一般文艺，有别于文学，甚至也不完全是艺术。……戏剧有别于文学的最显著之处，就在于它是立体的、活的，这也是民间戏剧的命脉” 【28】。而在《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刘祯博士访谈录》一文中，刘祯对民间戏剧的文化特征、历史地位、评价等问题则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并提出了撰述《中国民间戏剧史论》、《中国戏剧文化史》【29】的愿望和构想，都显示出他的戏曲研究中的民间立场的确立以及对民间戏剧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较为成熟。

对“中国戏剧史的另一面”的民间戏剧给予足够的关注，又能站在文人-民间二维的宏观视角，重视民间戏曲、民间小戏，结合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合理评价其形态价值、品格趣味，立体地、多层次还原戏曲的活态面貌，以此丰富戏曲史。刘祯的这种戏曲史观，不仅深化了戏曲研究的学理内涵，对当下戏剧史的再书写、对戏曲现象的再认识，无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对建构民族戏曲理论体系的思考

20世纪是中西戏剧文化碰撞与交流最为激烈的时期，这对中国戏曲的理论研究与舞台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其他，仅从“戏曲理论”与“戏曲美学”两个概念而言，即是戏曲研究受到西方戏剧理论影响的产物。西方的理论固然可以借鉴，但是以西方的理论体系为价值标准，将其生搬硬套地衡量中国戏曲，凡是不符合西方理论模式的现象就作为“落后”的戏剧，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刘祯认为，西方理论仅仅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而非“标准”，如果不从中国戏曲生存的文化语境出发，便不能真正地探寻戏曲艺术的价值意义。正鉴于此，近年来刘祯一直致力于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希望能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吸收更多有价值的理论资源，逐渐构建起符合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特质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

在刘祯看来，西方戏剧理论从二十世纪初起就一直作为中国戏曲研究的参照系而如影随形。可以说，从20世纪初至当下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史，从舞台实践上来说，就是如何让戏曲在传统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历史，其核心是如何接受、吸纳戏曲的传统形式，创造出能够反映、表现现代生活的舞台剧目与新的表演形式；从理论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则是在借鉴与吸纳西方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学界试图建立起具有民族戏曲理论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的历史。从学理上而言，西方戏剧理论的体系性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所不具备的，因此运用和借鉴西方戏剧的理论和概念来建构民族化的戏曲理论体系，无可厚非，也是必须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及其相关概念是建立在对西方戏剧本体的体认与言说之上的，虽然对于同属戏剧范畴的戏曲来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并非完全适合、恰当，甚至有的是完全相反，南辕北辙。对此，刘祯在戏曲理论的研究中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他认为“戏曲理论前沿的话语和思想不是咀嚼历史旧题，不是搬用套用话剧、西方戏剧理论，而是立足戏曲本体，找到戏曲理论自身的话语，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的戏曲理论体系”【30】。

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后，刘祯也积极付出了学术努力与实际行动。他将自己的学术注意力转向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和近代戏曲论著的梳理，是为了充分掌握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此，他发表了《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31】等文，同时还先后指导了数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对王国维、周贻白、郑振铎、任中敏、张庚、黄芝冈等戏曲研究大家以及20世纪戏曲学术史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努力下，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梳理与研究现已经初具规模。此外，他作为副主编还正在进行国家课题《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的编撰工作。《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是《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32】的姊妹编，吸收了近年来对近代戏曲论著成果的新发现，以及台港澳等海外地区的近代资料，全面搜集近代戏曲论著文献，最终选定专著书目140部、报刊文章1300余篇，共计近1000万字。这一课题的完成，将为20世纪戏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他还以课题的开展为契机，试图找到一个最合适、最能代表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特征的艺术范例与样本。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理论体系。

1991年刘祯与任中敏先生在扬州大学

要建构中国的戏曲理论体系，还应清晰地认识到戏曲的民间文化的本质属性，回归这种本质属性，才能创造戏曲发展的良性生态。“戏剧所表现的文化属性非常具体和真实，作为‘艺术’是戏剧发展越来越雅致与舞台化的结果，戏剧文化或文化戏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戏剧尤其是民间戏剧具有质朴的、非艺术化的倾向，这种质朴而非艺术化的倾向，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参与与共融，而非纯艺术的审美咀嚼。民间对戏剧不崇尚教化、精致、典雅、工整，不那么强调结构组织、形象典型、起承转合，不恪守程式，尤其是思想模式，它把艺术生活化，有着鲜明、浓郁的文化意识。二，仪式性和民俗性是戏剧文化属性的重要标志。三，戏剧是一种文化，不仅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是相对于文学、艺术的。”【33】

在刘祯看来，当代在构筑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方面成绩良多，而无疑以张庚成就最为显著，也最为系统和全面，当然这也是戏曲学术界共同努力的结晶。【34】针对学界中戏曲理论与创作实践彼此隔膜脱节、理论经验化与批评失语、精华与糟粕二维评判标准与对民间戏剧的实质疏离、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精致化等问题，刘祯发表了《20世纪中国戏剧学批判》【35】《消长与共：中国戏曲理论学术与戏曲发展关系论纲》【36】《中国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本体回归》【37】等理论文章，在对中国戏曲理论进行梳理、辨析的过程中，提出了重新审视戏曲本质，回归戏曲创作与理论的本体，“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的戏曲理论体系”，从而营建出戏曲本应有的文化机能等重要观点。对中国戏曲的民间文化本质属性的界定，其价值即在于它与传统戏曲的实际生存发展状况高度契合。换言之，将传统戏曲视为民间文化，就可以将各种戏曲形态都纳入研究的视野，并从文化的、艺术的等各个层面去探寻中国戏曲的发生、生成与发展的真实面貌与客观规律。而如果将传统戏曲视为仅仅艺术，那么在众多的戏曲形态与样式中，将只有京、昆为代表的一些形态较为成熟、艺术性较高的戏曲样式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而目连戏、傩戏、宗教戏剧以及许多民间小戏等具有非艺术化倾向的戏曲样式则会被排斥在中国戏曲史之外，由此构建的戏曲史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史，也无法清楚客观地描述出中国戏曲发展的真实面貌。同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所谓戏曲艺术理论，当然无法涵盖和解释戏曲史中的诸多事项。因此可以说，刘祯对中国戏曲的本质认定，无论是对戏曲史而言，还是就理论创新来说，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当下学界有些学者盲目套用西方戏剧概念，不加辨析地使用，以致造成诸多理论误区，对此他的批评和指摘也是客观而精准的。

昆曲研究的新角度、新课题

刘祯1999年担任戏曲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被评为研究员，2002年开始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作为昆曲申报材料的撰稿单位之一的戏曲研究所，为了加强了昆曲的理论研究，启动了“昆曲与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刘祯（与谢雍军合作）承担了该丛书中的《昆曲与文人文化》一书的撰写，从而又开启他从事昆曲研究的另一段学术历程。刘祯则不局限于艺术本体层面的论述，而是从文化、美学的层面，以民间为参照，着力阐发昆曲独特的文人气质与审美趣味，使之更为凸显。这种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也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誉，认为该书“正是在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两种角度的交叉变换中，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昆曲艺术的本质特征，表现了作者超越一般戏剧史与文学史的较为深入的学术思考，为昆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照面。《昆曲与文人文化》一书，则在较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以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为基本思路，运用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昆曲的文化品格与历史命运。从清晰的逻辑思路出发，全书在结构上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别具一格”。【38】

《昆曲艺术大典》出版，共计149册

与其他学者不同，刘祯对昆曲的研究是建立在文人与民间相互观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二维角度更加清晰地凸显出两者各自的艺术特质与文化内涵。《论魏良辅与昆曲艺术的本体革新》【39】《论昆曲审美思想的变迁》【40】《昆曲：文人戏曲的形成》【41】《昆曲与民间戏曲论略》【42】《乾隆时期（1736－1795）北京演剧及雅俗思潮嬗变》【43】《21世纪昆曲研究概论》【44】《虎丘曲会于昆曲审美的雅、俗之境》【45】《近年昆曲文化现象之研究》【46】等论文均显现出该研究特点。而这一点在《昆曲与文人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戏曲史是由民间和文人共同谱写的，忽略、轻视任何一方，都不是客观、真实的中国戏曲史”【47】。因此对昆曲研究的介入并不是对民间戏曲研究的背离，而是为了看到真正完整的中国戏曲史，也是更深入、更清晰发现民间戏曲的必然。正如该书“绪论”中所述，“对中国文化我们如果看不到这种‘双重世界关系’，忽视和低估民间文化，也会造成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曲解。反思和认识不是单方面的，对民间文化的发现和重视，也意味着对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文人文化必须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评价——以民间为明确的参照”。【48】

2012年在香港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正是在这种文人与民间的二维研究视角中，刘祯对昆曲作了持续而长期的关注和研究，以副总主编的身份参与了国家重大课题《昆曲艺术大典》的研究编撰工作，对该课题在体例的研究和确立、框架的设定、文献的分类等方面的都贡献颇多。与其他具有研究性质丛书的编撰体例相较，其最大的差别在于，这套丛书的宗旨是“原典集成与百科式的文献大典”，不仅史无前例的广辑昆曲文献文本，而且亦重视舞台形态，汇集表演、音乐等方面的资料，全方位地展现昆曲的艺术特性，“是昆曲有史以来汇集文献资料最丰富、品种最多、价值最高的‘大典’”。【49】

作为课题《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的主持者，刘祯不仅精心选择昆曲从艺者口述对象，而且还深入思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创新，《口述研究与“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刘祯认识到，戏曲的传承依靠“口传心授”，大量非文本的史料，存在于表演者的“口述”之中，整理记录“口述”资料，并对其挖掘考察，可以丰富对昆曲的研究。但是昆曲又不同于其他剧种，是受到文人喜爱、参与的艺术，因此“士夫文人的‘史官’性质使昆曲存在方式与以往发生很多区别，其文本、文献多所留存。但也容易把昆曲发展历程归结为文人士夫的介入而忽略艺人与演出本身。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所呈现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补白，而更具有重新认识该研究对象的意义。”【50】与其他历史文献资料收集方法不同，口述史料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划定历史时期，选择口述者，从亲历者或是旁观者的口述中，进行记录调查。《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采访对象，“是迄今为止昆曲口述研究最为全面和广阔的一次，不仅涵括昆曲七个主要院团所在地的艺人，也包括一些草昆与地方戏昆腔中艺人。从采访对象身份来看，不仅包括昆曲各行当演员，也包括编导音、曲家、教师、学者和院团管理者等。从年龄层次看，有传字辈健在的老艺术家，也有舞台上现时正活跃的中青年演员。”【51】在刘祯和安葵研究员的带领下，课题组成员经过两年的时间，采集约430小时的影音资料，形成300万字的文字资料，从而将二十世纪以来，昆曲活态的、发生着的历史，全面而丰富地展现出来，形成一部别开生面，生动丰富昆曲史。

刘祯以独特的视角介入昆曲研究，并获得诸多学术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52】因他在昆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2009年受到了文化部的表彰。

戏曲评论与“非遗”保护研究

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这便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作为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尤其推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严谨务实之学风，并且强调戏曲是一种综合形式的艺术，不仅仅要关注案头文本研究，也要充分重视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舞台实践，尤为关注戏曲当下的发展与改革，其研究可说是一种“全方位”的。这种侧重戏曲表演、理论研究联系舞台实践的学术传统大大拓展了刘祯的研究视野，也使他的学术致思方向发生了转变，即由原先单纯的戏曲文本文献研究开始转向对文本与表演，同时又关注当下的戏曲创作与非遗保护等问题。

2000年左右，刘祯与张庚老师、张玮老师在一起

张庚先生认为戏曲研究的几个层次为：资料—志—史—论—评论。这五个相互联系的研究体系中，前四个方面只是完成了基本的理论问题，最重要的却是用理论来解决艺术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评论应当是最高级的”【53】。可以说，重视理论研究与艺术评论的结合，是“前海学派”重要的学术传统之一。刘祯除了继承老一辈“前海”学人潜心治学的学术态度外，也身体力行地坚持这一学术传统。在他的理论著述与文章中，戏曲评论占有较大比重。其评论的对象既有舞台作品，也有文学剧本，既有演员的表演，也有导演的创作，显示出他的艺术评论对戏曲创作的多维观照与整体思考。刘祯认为，当下亟待“建立人文情境中的戏剧批评”【54】，批评是戏剧链条中重要的环节，不能仅仅作简单的“好与坏”、“优与劣”的价值判断，必须摒弃“功利性”与“功利心”，做到客观、独立、公正、且有的放矢的评价，从而保持戏曲评论的尊严与价值。从刘祯发表的近百篇戏曲评论中，不难看到他将自己的理论，灌注于具体的实践，正在做到了非功利的“美刺”，对当下戏曲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面对21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和研究学术热潮，刘祯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先后发表了《中国地方戏剧种生存、保护和发展的四种形态》【55】《戏曲与民俗文化论》【56】《文化创新与戏曲遗产保护》【57】《中国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与多样化发展》【58】《中国戏曲之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刘祯专访，洪群联采访》【59】《中国“非遗”保护现状与戏曲传承》【60】等一系列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站在真正理解民间的立场，对当下的诸多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极具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处在更为边缘的小戏的研究，之于当前的戏曲创作，也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刘祯认为，“中国戏曲发展最基本的一种状态是小戏——从它的形成到当代的发展”【61】，但是在大戏“正统”与“正宗”的观念之下，小戏被视为一种简单、粗糙的“初级形态”过渡形式，甚至有学者认为，小戏必须“都市化”发展，以求自身艺术价值的提高，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避免戏曲危机。刘祯敏锐地意识到，小戏具有自我的艺术品格与精神价值，不能脱离其孕育与生长的乡土文化土壤，如果“没有扎实的观众群体，也失去原有小戏的许多个性特征，而更多流行剧种的共同特点，剧种个性的消解，也是戏曲瓦解的开端。”【62】这对于如何保护当下小戏的生态链，如何深入民间寻找戏曲创作的源泉，都是大有裨益的又独具眼光的意见。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是在不断的批判与重建中发展前进的。虽说没有破就没有立，然而仅有破而无立，则不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刘祯在其学术研究过程中，格外重视学术批判与学术建设的结合。换言之，即是他在学术研究中，一旦有了新的发现，不故作惊人之语，不发标新立异之论，更不会对前人的学术观点全盘否定，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潜心于自身的学术发现，使其观点不断完善成熟，最终获得学界的公认。他关于民间戏曲的本质属性及其在中国戏曲史中的主体地位的发现与阐述是如此，而他正在着手进行的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研究、以及戏曲评论的方法、非遗保护的论点亦是如此。

2004年在蔡瑶銑从艺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

刘祯曾说，近年来他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是“杂”。其实，从“杂”字当中，我们不难嚼出刘祯学术眼光的敏锐、学术眼界的开阔，不拘寻常之论，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史料，为戏曲学科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而“真人无相”的学品，也让我们看到，一位真学者，谦虚低调的品格，卅载耕耘不问名利的治学精神。

(本文刊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

注释：

【1】刘祯《高明卒年再考辨》，《阴山学刊》1989年第3期。

【2】刘祯《高明交游新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3】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4】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107页。

【5】刘祯《目连戏与中国民间戏剧特征论》，《东方戏剧论文集》，巴蜀书社，1999年，第212页。

【6】刘祯《目连戏与中国民间戏剧特征论》，《东方戏剧论文集》，巴蜀书社，1999年，第304页。

【7】刘祯《母亲与罪人——目连戏刘氏形象文化意蕴》，《四川戏剧》1992年第6期。

【8】刘祯《目连戏与欧洲中世纪宗教剧》，《民族艺术》1993年第1期。

【9】刘祯《宋元时期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与宝卷的形成》，《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1期。

【10】刘祯《目连与地藏源流关系及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11】刘祯《〈目莲寻母〉与弹词》，《民俗曲艺》第93辑，1995年。

【12】刘祯《〈劝善金科〉：民间本与诗赞系戏曲》，《中华戏曲》第17辑，1994年。

【13】刘祯《目连形象的象征意义》，《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

【14】刘祯《目连与小说〈西游记〉之孙悟空》，《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1期。

【15】刘祯《目连戏与中国民间戏剧的特征》，《戏剧》1996年第3期。

【16】廖明君、刘祯《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刘祯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01年第3期。

【17】王馗《民间·文化：重构中国戏剧史的观照标准 ——评刘祯〈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中国文化报》2005年9月10日。

【18】王学均《目连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评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东方艺术》2000年第8期。

【19】刘祯《20世纪中国宗教祭祀戏剧的研究》，《戏剧文学》1997年第9期。

【20】刘祯《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

【21】刘祯《傩戏的艺术形态与形成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2】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01页。

【23】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02—203页。

【24】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25】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04页。

【26】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03—204页。

【27】刘祯《面向21世纪的民族民间文化》，《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

【28】刘祯《面向21世纪的民族民间文化》，《民族艺术》1999年增刊。

【29】参见廖明君，刘祯：《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刘祯博士访谈录》一文，《民族艺术》2001第3期。

【30】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31】刘祯、张静《百年之蜕：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戏曲研究》，陈平原《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2】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全十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33】廖明君、刘祯《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刘祯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01年第3期。

【34】刘祯《论张庚与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戏曲研究》第8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刘祯《实践与理论：关于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福建艺术》2014年第2期。

【35】刘祯《20世纪中国戏剧学批判》，《民族艺术》1997年第1期。

【36】刘祯《消长与共：中国戏曲理论学术与戏曲发展关系论纲》，《戏曲艺术》2007年第3期。

【37】刘祯《中国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本体回归》，《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8】朱伟明《昆曲学术研究的新收获——读刘祯、谢雍君〈昆曲与文人文化〉》，《文艺报》2006年12月19日。

【39】刘祯《论魏良辅与昆曲艺术的本体革新》，《戏曲艺术》2004年第3期。

【40】刘祯《论昆曲审美思想的变迁》，《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

【41】刘祯《昆曲：文人戏曲的形成》，《中华艺术论丛》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42】刘祯《昆曲与民间戏曲论略》，《中国昆曲论坛2004》，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43】刘祯《乾隆时期（1736－1795）北京演剧及雅俗思潮嬗变》，《18世纪东亚公演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高丽大学民俗学研究所，2006年。

【44】刘祯《21世纪昆曲研究概论》，《艺术百家》2010年第1期。

【45】刘祯《虎丘曲会于昆曲审美的雅、俗之境》，《名家论昆曲》，台湾国家出版社，2010年。

【46】郑培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47】刘祯、谢雍军《昆曲与文人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48】刘祯、谢雍军《昆曲与文人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49】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

【50】刘祯《口述研究与“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

【51】刘祯《口述研究与“二十世纪昆曲口述史”》，《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

【52】朱伟明《昆曲学术研究的新收获――读刘祯、谢雍君〈昆曲与文人文化〉》，《文艺报》2006年12月19日。

【53】张庚《关于艺术研究的体系》，载于《张庚自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

【54】刘祯《建立人文情境中的戏剧批评》，《艺术评论》 2011年第9期。

【55】刘祯《中国地方戏剧种生存、保护和发展的四种形态》，《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

【56】刘祯《戏曲与民俗文化论》，《戏曲研究》第7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57】刘祯《文化创新与戏曲遗产保护》，《当代戏剧》2008年第1期。

【58】刘祯、王馗《中国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与多样化发展》，《文汇报》2008年7月13日。

【59】刘祯《中国戏曲之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刘祯专访，洪群联采访》，《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

【60】刘祯《中国“非遗”保护现状与戏曲传承》，《文艺论坛（内蒙古）》2013年第4期。

【61】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62】刘祯《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