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收藏之风鼎盛，在江南富庶的地区，收藏家辈出，最重要的莫过于富甲一方的收藏巨擘项元汴家族。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内，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在惊人，不只当时的收藏家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史监、王鏊、文征明、都穆、王世贞等人不能与之相比，就是在后代也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可以这样说，当今存世顶级书画珍品上的收藏印，除了清朝皇帝，就数他的印记最多。据同时代文献《五杂俎》记载：“项氏所藏，如顾恺之《女史箴图》等，不知其数，观者累月不能尽也。……不惜重赀以购，故江南故家宝藏皆入其手。”

江南巨富——项氏家族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代收藏家、画家。嘉兴项氏是大家族，先祖原是北方人。明中期以后，项氏家族里陆续出了一些知名人物，如正统年间进士、兵部尚书项忠，嘉靖年间进士、兵部郎中项笃寿等。虽出生在官宦之家，项元汴却厌倦科举，淡于仕途。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闻其名，特赐玺书征他出来做官，项不赴任。其父项诠后来以经商致富，并迅速窜升到富人排行榜的前列，明代大文豪王世贞的一段话，说明了项家的富裕程度：“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资产差不如耳。”正因如此项氏家族才构建了庞大而兴旺的家族势力，从而保证了这个家族得以绵延不断。同时，也正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以及晚明书画收藏繁盛的影响，项元汴积极投身于鉴藏活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十六七岁开始，项元汴把精力都投入到鉴赏、收藏文物上，并终其一生。其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朝乃至当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被誉为明清以来八大鉴赏家之首。

天籁阁

与项元汴同时代的文坛巨匠、藏书家王世贞，其“小酉馆”藏书三万，“尔雅楼”以藏宋版书闻名天下，但时人还是以为“不及墨林远矣”。在明代的私家藏书楼中，堪与范钦“天一阁”藏书楼匹敌者，首推嘉兴项元汴之“天籁阁”。

据记载，项元汴因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二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项墨林等印，凡藏品都钤有印记。今嘉兴城区建设街道“天籁里”即以天籁阁命名。

“天籁阁”收藏的名画有：韩滉的《五牛图》、李唐的《采薇图》、杨无咎的《四梅图》、赵令穰的《秋塘图》、马和之的《唐风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王蒙的《稚川移居图》、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张渥的《竹西草常图》等。收藏的法书名帖有：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冯承素本）、《远宦帖》、《十七帖》、《平安·何如·奉橘帖》，唐欧阳询的《梦奠帖》，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怀素的《苦笋帖》、《食鱼帖》、《论书帖》、《自叙帖》，孙过庭的《景福殿赋》，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五代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韭花帖》、《夏热帖》，宋徐铉的《千字文》，李建中的《土母帖》、《同年帖》，蔡襄的《脚气帖》，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传卷》，蔡卞的《雪意帖》，米芾的《蜀素帖》、《苕溪帖》，张孝祥的《泾月帖》，张即之的《报本庵记卷》，文天祥的《宏斋帖》，元赵孟頫的《烟江叠嶂图诗卷》、《种松帖卷》、《洛神赋卷》、《老子道德经卷》，赵孟坚的《自书诗》，邓文原的《急就章卷》，明沈周的《赵雍沙苑牧马图跋》等。这些藏品都是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品。

“天籁阁”还有许多盖有“得密”印章的作品，周密为宋元之间的大收藏家，其作品后来被项氏购得，所以用“得密”纪念这些图画，由此可知项氏藏品之富、之精为我国古代民间收藏家之冠。

学识广博，书画皆通

项元汴不但收藏众多古代碑帖，他对碑帖研究也有广博的知识，并好在碑帖上题跋。他对怀素的狂草也不是随意涂涂写写的，而是中规中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的。他在《苦笋帖》题跋道：“予仅得宋秘所藏《苦笋》一帖，其用笔婉丽，出规入矩，未有越于法度之外。畴昔谓之‘狂僧’是不解其‘藏正于绮蕴，真于草稿，巧于朴露’，筋干骨”。观其以怀素称名“藏真为号，无不心会神解，若徒视形体以点画求之，岂能耐窥其精妙！”

这段话是说，项元汴从前只知道怀素是“狂僧”，而不知道怀素取名“藏真”的用意。项氏读“藏正于绮蕴，真于草稿，巧于朴露，筋干骨”之后，乃心领神会，感到怀素的抱负和奋斗目标就是想把古代的稿草、章草改革，提炼为真草（今草），并把古代那些古朴繁琐的草书简化整理为简便的狂草，把肥壮的骨肉书体提升为精炼的手筋书，这才是他取名“藏真”的夙愿。

项元汴储藏法书名画丰厚，熏习既久，书画自通。他的书法俊逸高古，神合臻境。山水学元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瓒，笔致疏秀，神合处辄臻胜境。《兰竹图》是其代表作，可说以其独特构思和笔情墨趣，表现了作者所标榜的追求志行高清、信守节操、孤芳自赏的处世品格。

另外，他知识广博，著有《宣炉博论》一卷留世。宣炉是指明代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所制造的香炉。宣德元年至崇祯元年有二百年的历史，此种香炉已珍贵如拱璧，子京在此书中首先驳斥伪制者的一种谬论，说什么宣炉由金、银、铜、锡、玉器等性质不同之物质铸成，他批驳说哪里有性质不同的物质能熔化在一起的事情。

“钤印大王”，题跋太多遭嫌弃

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项元汴用印之多、之杂，堪为“钤印大王”。台北故宫的书画藏品上出现过项元汴的收藏印共达98方，其孙项圣谟为66方，项氏家族共计190余方。在历代私人收藏家中，项元汴、项圣谟祖孙二人无疑是收藏印数量之冠亚双雄。从鉴藏印的数量多寡，似乎也可一窥项元汴对某些作品宝爱珍视的程度，例如唐代卢鸿《草堂十志》上钤有近100多方印，怀素《自叙帖》亦高达70多方，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卷》有40余方。项元汴仅名章就有43方：项子京印、墨林山人、元汴、项元汴、墨林、墨林之印、癖茶居士、墨林生、蒿笠生、赤松仙史、元汴之印、项氏之汴、子京父印、墨林主人、墨林嫩叟、净因庵主、净因庵、香严居士、绿野亭印、耕隐、西楚王孙、墨林外史、项翰墨印、墨林项季子章、墨林砚癖、帝匋唐之庙裔、项氏子京、长病仙、槜李、虚朗斋、漆园傲史、煮茶亭长、惠泉山樵、项叔子、宫宝世家、蘧庐、鸳鸯湖长、南华仙史、桃里、六艺之圃、友古轩、若水轩、天籁阁等。

项元汴在书画名迹上钤盖多方收藏印的行为，就曾遭致《韵石斋笔谈》的严厉批评：“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则有“十斛明珠娉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之叹，说得都十分尖刻，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传说项元汴每绘一画，必自题跋，其辞句之累赘，和钤印不厌多的习惯相类。故有些求画者多出钱三百贿其仆，伺元汴画毕，即刻取去，以防他题识，戏称这笔钱为“免题钱”。书法出入唐智永、元赵孟頫，题句最佳。刊有《天籁阁帖》，著有《墨林山人诗集》、《蕉窗九录》，“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就出自后者。

除了钤印，项元汴对所藏之书画还要题上何时何地购于何家。最有意思的是，每次他都将购买此画卷时所花银两写得清清楚楚，如题《元赵孟頫行书苏轼烟江叠嶂图诗卷》跋：“明嘉靖三十八年春二月，购于钱塘丁氏，墨林项元汴真赏。原价肆十两，"宠"字编号”；题《元张渥竹西草堂图》跋：“用价廿两购于吴中，有"嘉"字编号”；题《明文徵明漪兰竹石图卷》跋：“嘉靖三十九年秋八月望，装池于天籁阁中。"仁"字号，其值拾贰金”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项元汴所藏法书作品价钱最高的是王羲之《瞻近帖卷》，为二千金，可抵当时千亩良田。绘画作品以仇英《汉宫春晓卷》“值价二百金”居首位，其次为金武元直《赤壁图》“其值壹百五十金”，另有唐尉迟乙僧《画盖天王图卷》“其值四十金”等等。对这种行为，虽然《韵石斋笔谈》予以严厉批评，认为他的举措破坏书画名迹的原貌，并让书画作品犹如帐册。但据标价的情形，亦可作为参考，研究当时市场行情、作品的售价及转卖、流通的价格，由此也不失为另一方面的贡献。

与友人共赏珍玩

项元汴对于所藏书画珍品，并不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是经常与友人和书画家在一起研究与把玩。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曾在项家为仆十余年，得以在项元汴身边对宋元名画真迹观赏，使绘画技艺大长，终成一代名家。

项元汴的收藏也得益于他的人脉。项氏曾与文征明有过交往，时间虽不长，但却受益匪浅。他一生对文征明很尊重，并且推崇有加。但文征明毕竟比他大五十多岁，更多的是其与文征明后人的交往，如文嘉、文彭父子。项每遇到宋刻，即邀请文彭、文嘉兄弟共同鉴赏。史称“三吴珍秘，归之如流”。文氏两兄弟与项元汴的关系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们经常充当项氏的顾问。

华夏作为当时有名的鉴赏家，也与项元汴交情颇深。1560年春天，项35岁时，曾以五十金从华氏手中购得元虞集书《虞允文诛蚊赋卷》。后来，他又以银八十两向华夏买来宋黄筌的《柳塘聚禽图卷》。

项氏和僧人来往密切，他们通过藏品而相互结识。智舷在诗集《黄叶庵集》中曾回忆去项家所见到的情况：“项子京家藏王孟端江山万里图一卷，长四丈，余尝见之，真希世之宝也。”以藏品结缘，项元汴与智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他们也会举办各种集会活动。李培在《祭墨林先生文》中如此说：“座上客常满，而衲子居半，无日不憩息于梵林，至或酣睡于香积，若不知有家也。”可见，项氏与方外往来密切。这里提到的梵林便是他的居住地，项元汴曾画过它。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梵林图》，是他现存作品中的一件佳作。该作品清楚地表明是赠送僧友。

吝啬收藏家与中国好兄长

项元汴在收藏方面更有其“吝啬”的一面，且受到其兄的鼎力支持。项元汴之兄项笃寿，字子长，号少溪，又号兰石主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十四年(1586)。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仕终广东参议。和其弟项元汴一样，他酷爱聚书。每见秘籍，随时雇请抄手过录，并贮之“万卷楼”。项笃寿在外为官，其祖业家财全部交予其弟项元汴，项笃寿家境故不如其弟元汴富有。但是，项笃寿眼界心胸却高于其弟，收藏图书亦有元汴所不及之处。

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记载，项元汴搜求书画时，每遇到掏钱多而自认为价值低的，就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兄项笃寿知道他这个习惯，每过一段时间，就叫来项元汴的书童询问，如果又有寝食不安的情形，其兄就会去弟弟那里看画，并问他，最近又收到“铭心绝品，霁心悦目”的书画没有，项元汴就会拿出掏钱过多的，每次项笃寿都拍掌叫好，并按项元汴当时收书的价格原价购回。项元汴经常请文彭兄弟帮他掌眼鉴定书画，鉴定书画要付报酬，项元汴舍不得掏钱，只用大米之类看上去堆大的礼物馈赠文彭兄弟。

旷世遗珍遭清廷劫掠

项元汴临终前，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项氏一门中，最为以书画流芳的就是项元汴五子项德达之子，项圣谟。

项元汴倾几代家产、毕生之力经营的“天籁阁”珍藏，在他死后还不到60年，就于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入嘉兴时，被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掠去。这些稀世之宝，除一部分散落民间外，大部珍贵典籍和字画被存入了清廷内府。人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天籁阁”珍藏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之类的收藏印，就是那次被劫掠入宫的。

清朱彝尊曾有诗云：“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但当时散失的文物其中一部分为后来的收藏家安岐、梁清标等收得，多归入清室内府，而后收藏于我国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部分为国内其他博物馆以及国外博物馆收藏。仅从《嘉兴市志》中所列的收藏目录看，这些天籁阁旧物都是宋元以前历代书画中的极品，现在都是国宝级文物。而这仅是天籁阁收藏品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天籁阁收藏品的丰富程度和巨大价值，在中国收藏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清朝乾隆帝曾命内府将宫廷收藏的原项氏天籁阁旧藏之书画，选出宋、元、明名家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画卷各一幅，移藏于避暑山庄天籁书屋，并作长歌一首记其事。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最后一次南巡至嘉兴时，惜项氏天籁阁与所藏早已无存，遂作《天籁阁》诗一首，云：

携李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楹。

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