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疫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古代发生疫情，古人是如何应对的。

在史料里，最早在公元前674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

《左传》：（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根据史书上的统计，从周到清，有记录的大型疫病就有238次。

在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根据记载，病死者达九十多万，由于贫穷无法入葬者无法统计。

《金史·哀宗纪》：“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再是数。”

 

有疫病就要应对，古时医疗条件落后，古人如何应对疫病呢？

面对大灾，自救和互救是本能，古人也不例外，即使生产力落后，他们也有多种手段应对。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降低疫病爆发的可能。

古代卫生条件有限，大大小小的水沟容易藏污纳垢，成为细菌生长的温床，清理沟渠，净化卫生条件是第一步。

如南宋时期，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看到城内水沟淤塞，污浊不堪，“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下令清理沟渠，以防疫病滋生。

古时官员重视公共卫生的还有不少，比如乾道年间的隆兴知府吴芾，也曾带领民众清理沟渠，为民造福。

《朱文公文集》：“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这是在对疾疫的预防，那么如果疫情发生呢。

首先也是隔离，这是古今通用的做法。

如汉平帝时期，蝗灾引发疾疫，发病者被安置到空宅子里隔离，提供医护。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面对疫病，隔离是制度。

比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太子萧长懋就设立了六疾馆，这是个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的机构。

疫病是公共事件，古代的政府也会提供专项资金，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治疫情。

在宋真宗时期，朝廷拨付给每个州购买防疫药物的资金是五十贯，到宋仁宗时期提高到两百贯，药局里要配置防疫药物，以防疾疫，并从此延续下去。

除了政府拨款，商业繁荣的宋朝还利用民间力量，提倡商人捐资救助和动员民间力量，劝谕富有人家施医舍药，多头齐下，消灭疾疫。

除了地方州县，对于人群聚集的京师，有医博士宣传防疫知识。在军队里，还要求按时服用防疫药物。

在救治上，也会采取多种渠道。

以宋朝为例，宋太宗时，京城发生瘟疫，太宗就命选派良医十人去诊视病人。

高宗时，临安发生瘟疫，高宗拿出柴胡制药，“救活者甚众”。

孝宗淳熙十四年，临安又一次发生瘟疫，和剂局就制成防疫汤药，免费发放，救治百姓。

疫病爆发时，当然少不了名医的身影。在历史上，医圣张仲景、明朝名医吴有性、清朝名医戴天章、刘奎、余霖、戴北山等，都在疫病爆发时对救治瘟疫起到过重要作用。

相比国外，中国古代在疫病防治上还是比较积极的。

再看看国外。

拿让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来说，古代欧洲起初并不重视，没能采取集体防疫的措施，导致病情大规模爆发。

等到疫情蔓延，各国政府才开始有组织进行集体防疫措施，其中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隔离。

当时的欧洲各国采用了最严厉的隔离制度：患者隔离、村庄隔离、往来人员隔离、往来货物也隔离。

也拜隔离所赐，欧洲终于在之后几十年逐步走出黑死病的阴影，如果没有严厉的隔离，后果不堪设想。

全世界面对疫情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及时的医治，隔离就是防止疫情传播，保护健康民众最有效的手段。

所以，对待现在的疫情，减少接触，在家静候疫情得到抑制，是专家的一再呼吁，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