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由于地处中原地区的平原以及全国水陆交通的中心，在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也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超级城市。由于坊市制的打破，开封成为近代城市的源头和代表，比以往任何都城都更具活力。像现代大都市一样，其集聚功能十分强大，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各种文明百川归海，在此汇集并加以融合提高，集聚成绚丽多姿、博大精深的综合文化。集聚首先是人才的集聚，朝廷的文武百官、官营手工业的能工巧匠、各类艺术精英自不必说，全国的士子更是无不向往：“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远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开封是士子成才的最佳起点，是最好的成才之地，人才聚集优势显著。各地商旅数量更多，故而曾巩指出：“京师天下之聚，俗杂五方之民。”开封是北宋国人汇聚辐辏之地，各种奇风异俗均有体现。至于物质文化更是如此，正如孟元老所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对此，有关论述甚多，无需赘言。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北宋开封，大都市的集聚功能同时产生出强大的辐射功能：不仅领袖全国，而且被周边政权学习；不仅影响当时，而且波及后代，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此对其辐射、扩散影响作一论述，揭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开封元素及其贡献。所谓元素，专指当时扩散、影响、延续后代的文明。

一

开封作为北宋政治中枢,不仅是政令发布之地，还是首善之地，在精神方面号令天下，其文明诸方面是全国各州县效法的榜样，所谓“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各地自觉地将开封当做导师尊崇。地方对京师文明学习追求，也即崇敬仰慕，实质是政治上、文化上向心力的表现。对此，王安石进一步指出：“且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陈舜俞也说：“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庭，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京师开封就是新奇事物的渊薮和发源地，辐射强度和速度都令人惊讶。典型如时间性很强的流行时装，总是率先在开封创制，然后迅速流传全国：“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时尚是一种共性追求，但这个共性却由京师来选择，通常是开封的个性。京师开封引领着北宋时尚潮流，任何新事物都为全国所关注并很快就模仿起来，中心城市文化的辐射功能和主导作用极为突出。

作为“中原雅音”基础的宋代开封话，自然得到全国的认可和喜爱。一些南方官员进京到达京城南部郊县陈留时，多敏锐地感到了当地人的口音变化。如江西人孔平仲：“青青麦陇鸟相呼，淡淡长空尺霭无。驿道宽平人语好，共知明日到皇都。” 又如两浙人许景衡：“蔼蔼多佳气，飞飞亦好音。宁辞去家远，魏阙旧驰心。”这里的“人语好”、“好音”，就是让人感到高尚、悦耳的开封口音。范仲淹在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职时，一次在众声嘈杂中被独特的开封话所吸引，遂不耻下问，与那位老兵交谈起来：“江城有卒老且贫，憔悴抱关良苦辛。众中忽闻语声好，知是北来京洛人。我试问云何至是，欲语汍澜堕双泪。斯须收泪始能言，生自东都富贵地。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这位老兵是出生在京师开封的破落户，其开封口音在南方地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均认为开封话泠泠入耳，从中得到了快慰和满足。既然如此，模仿、推广开封话自在情理之中，南宋杭州的史实就是典型：“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用开封口音叫卖是时尚，显得正统、高尚，以便推销产品。浸润日久，以至于改变了杭州语音，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即指出：“杭州话本与苏、常同，今则同于汴、洛，以宋之南迁也。”至少在古代确实如此。例如，南宋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楼钥，在开封沦陷42年后的乾道五年（1169年）出使北国，在开封听到当地人“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作为一个江南人第一次到开封，“居然敢断定胡人统治下的汴京人说话‘有微带燕音者’”，那么我们可据此推论，楼钥长期生活在开封话的语境中，所以能敏锐地听出开封话中细微的燕京口音，他至少会说开封话。语音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载体，代表着一定的语义，具有社会性。开封语音作为京师官话拥有强势，是开封文明在宋代的软实力。

二

北宋版图有限，周边尤其是西北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契丹、西夏政权，在中华大地上与宋政府鼎足而立。三者之间既有政治的对立、军事冲突，更有经济交流、文化渗透。强大的农耕文明、礼乐文明或汉文化自然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作为汉文化的代表，北宋开封文明的辐射力穿透国界，进一步表现在对周边国家和政权的深刻影响。其中以对西夏的影响最明显，特别是在都城名称以及建设方面，西夏公然模仿开封。

西夏最强悍的君主李元昊曾顽固地排斥汉文化，扬言：“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继位后，李元昊公开与北宋政府分庭抗礼，独立建国，但在都城建设方面却竭力模仿宋朝。他升都城兴州为兴庆府，“其名号悉仿中国故事”。具体而言，就是仿照宋朝都城开封府的名称，以此来提升西夏正统、正式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如有西夏史学者认为：“西夏立都兴庆府之时，曾先后多次对都城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构门阙宫殿及宗社藉田’，‘广宫城，营殿宇’…… 成为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城廊，这是借鉴了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形制的营造方法。” 宋史学者也指出：“就都城布局而言，兴庆之外城东西长而南北短，元昊宫位外城中央而略偏西北，这与宋开封宫城与外城的关系相一致，其受开封建设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宋都开封称东京，而以洛阳为西京，东西方位明确。而夏称兴庆亦号东京，而以西平府（灵州）为西京，其方位似以南北相称为好，却非要东西两京对称。”之所以不按方位称南京、北京，而非要东西两京对称，就是为了与北宋对应。

更令人惊异的是，西夏政权连兴庆府的管理机构也叫开封府，“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 “曰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开封是从西汉延续千余年的地名，开封府是五代至宋朝行政区划名称和管理机构名称，西夏却直接照搬西去，如“京师”一般当做都城地区管理衙门名称，在其心目中仿佛只有称开封府才是都城，才有正统的权威性，开封府成了都城的代名词。

无独有偶，灭掉北宋的金国虽然在军事、政治方面蔑视宋朝，但是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和东京却是崇敬有加，其京城也是竭力仿照北宋东京建造。

率先仿照开封改造的是其首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在北宋开封沦陷19年之后的纷纷乱世中，在开封以北4000里之外的白山黑水间，开封的形象赫然耸立显现。金皇统六年（1146年），金熙宗完颜亶决定重建都城上京。新兴而且偏远的金朝，首都简陋狭小如同一个州郡所在地，与已经强盛的金朝不相适应，皇帝于是征发5路民工拆除旧建筑，建设新都城。新都城的设计方案就是模仿开封，但毕竟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等背景、基础差距较大，技术力量有限，上京的规模不足开封的三分之一。

后来居上的是其新首都燕京。金天德三年（1151年），篡位不久的完颜亮营造燕京，两年后迁都燕京，改为中京。最初，有关部门提供了一套按照传统阴阳五行设计的宫室建筑方案：“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但这个方案遭到完颜亮的否决：“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之所以不接受全新的规划，是因为他的理想规划是照搬汴京。“金主亮稍习经史，慕中国朝署之尊，密有迁都意。是岁，因下诏求直言。而上书者多谓上京僻在一隅……与亮意合乃，遣尚书左丞相张浩、右丞相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夫匠，筑燕京宫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东为太庙，西为尚书省，宫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妃嫔居之，又西曰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皆在焉。其制度一以汴京为准，凡三年乃成。”新燕京的宫室设计完全依照开封模样：“亮欲都燕，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城之四围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如京师朱雀门）。”派画工到开封图写建筑形制，连具体尺寸也一丝不苟，带回后由皇帝交给宰相按图建造，不做任何修改。“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焉。”完颜亮仰慕汉文化，艳羡开封的繁华，不计代价地按照汴京建制打造金碧辉煌的燕京。为达到形似和神似，他甚至命人从汴京皇宫拆掉了一批雕刻精美的门窗，千里迢迢运往北方，安装在燕京皇宫（“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镂工巧以往”）。燕京为辽国中京，是一座辽国经营多年的老都城，金国却一点也看不上，彻底推倒，历时两年多在原址重建汴京。如果北宋皇室有人到此，一定会以为回到了熟悉的老家。

金朝与开封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此后，完颜亮正隆年间和金宣宗贞佑以降，金朝两次迁都汴京，所修建的京师基本沿袭北宋东京建制：“汴京制度：宣宗所迁，大概依宋之旧……（开封）宫室制度，金国时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旧也。”在王朝、国家象征的宫城建设方面，金朝从未考虑过另起炉灶，而一直痴迷于北宋开封形象，显然与西夏一样是把开封当成了京师的标本，都认为只有开封才是中国正统的京师。

三

随着徽钦二帝被掳走，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开封沦入金朝境内，远隔南宋疆域。但是，尽管辉煌不再，开封依然是宋朝的东京、名义上的京师，杭州一直只是临时都城——行在，也即由于东京的存在，南宋一直没有在南方定都。因此，开封对南宋仍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以杭州最为典型。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自不必说，在社会风尚、节日习俗、文艺、饮食乃至叫卖口音等方面，杭州无不以模仿开封为荣，竭力按照东京样式建设、改造杭州，正所谓“直把杭州当汴州”，全盘“汴化”。对此，徐吉军先生以及本人曾多有论述，不再赘言，在此仅稍作补充。

其一，按照汴京制度，建立都城必需的礼乐设施和制度。如计时仪器土圭，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以定冬至、夏至日，北宋时“测景在浚仪之岳台……中兴后，清台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每年3次举行的大朝会，到南宋时依照东京惯例，遇到特殊情况有所调整，如绍兴十三年合门报告：“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正旦朝会皆罢。”当年还恢复了殿试唱名的有关制度：“是岁，始定依汴京旧制，正奏及特恩分两日唱名。”这些恢复，都是南渡后以汴京旧制名义重建的朝制。朝制是笼统的，开封旧制则是具体的，便于落实。

其二，并非朝廷、都城必需，开封文明的顽强延续。一个政权在新地区重建，一般都是因地制宜，适应当地，不能事事处处全盘模仿旧都，以免水土不服、食古不化。南宋杭州却是例外，连明代杭州人都明显地感到“宋南渡都杭，百凡俱仿汴京立市”。例如寺庙，通常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开封的寺庙大多随着宋政府南迁杭州，“宋南渡时，凡汴京有庙者皆得祀于杭”。如南山的开宝仁王寺，前身就是开封开宝寺仁王院：“宋汴京开宝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慧照随驾卓锡于此，遂建寺如汴京。”明人对杭州有不少外地土神祠庙感到不解，经考证深思，找到南宋时期的根源：“尝考《高宗会要》，杭之庙食隶祠官者凡十三，而四在畿内……而旌忠无与，岂阙文哉？子因思之，必其自汴南渡之后，既已建都于杭，凡汴京素奉之香火有十三，悉立庙崇祀。”又如艮山门南供奉三国东海人的糜相公庙，神主与杭州毫无关系，“予想汴京尝立有此祠，高宗南渡建都后亦封为此处土神，以奉故都香火”。为何供奉？理由很简单：因为是开封人供奉的神祠。与其是为了延续故都香火，不如说是为了供奉故都开封更确切。

其三，文体传承反映的开封情结。孟元老回忆东京的《东京梦华录》一书，成了“梦华体”而风行于南宋。南宋以降的学者多仿其体例记述城市，如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元代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费著《岁华纪丽谱》、刘一清《钱塘遗事》等。例如《梦粱录》，清代四库馆臣即指出：“是书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所纪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非但如此，虽然南宋后继者写的是杭州，书中却念念不忘开封，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文本提及开封的次数甚至多于杭州。《都城纪胜》的文本中，提及杭州有25次，而提及开封的有26处”，足见南宋杭州人有着浓厚的开封情结。

四

北宋开封对我国饮食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于最早形成了中国菜系以及酒店业的繁荣，并有一些名吃流传至今。

第一，中国最早的菜系在宋代开封正式形成。孟元老指出，开封“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适应大量高消费人群和各地不同口味人群的需要，高档饭店和各地菜系发展起来，汇集了全国饮食的精华，形成北馔、南食、川饭三大菜系。主要以食材划分，第一类菜肴就是北方菜的代表开封菜，以羊肉为特色；第二类是川菜，以面食为特色；第三类是东南菜的南食店，以鱼为特色。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更明确：“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为南方各地进京官员士大夫服务的商业饭店，开创了各具特色的菜系。素菜系也随之出现，即“素分茶，如寺院斋食也”。如此看来，开封形成了四大菜系。

第二，繁荣的酒店业影响深远。宋代开封酒店业数量多、酒店规模大，新特点是主要酒楼门面都朝向大街。如《东京梦华录》中的主要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的……酒楼向大街上发展，甚至设在皇城南面的大街上，连街名也用酒楼来定名，这些情况是宋代才发生的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宋代以前的城市里，高楼并非没有，但都是皇宫内府，建筑供市民饮酒作乐，专事赢利的又高又大的楼房，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宋代城市，酒楼作为一个城市繁荣的象征，才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北宋开封饮食业的繁盛和酒店业的形成，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重大意义。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回顾1000年来最深远影响人类生活的100 件大事，中国有6件入选，其中排第56位的赫然是宋代开封的饭馆和小吃：

很久以前，小旅馆就已经向远离自家厨房的出门人出售食品饮料，小吃铺就已经提供外卖，人们也已经在特别场合举办排场的宴会了。然而一直要到1120年，才有了能被称作“饭馆”的场所。在饭馆里，人们可以买一餐饭，坐下来享用。饭馆首要满足的是人们社交和美食的需要。12世纪的中国官员孟元老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位饭馆评论家。他的笔录详细描述了北宋（960~1126）都城开封渐渐兴起的饭馆文化。当时开封的百万人口中，求新好异的食客不在少数。干体力活儿的常去不起眼的小店儿吃面条，做买卖的常光顾饺子馆。据孟元老的笔录记载，从1120年左右起，上夜班的还可以在夜市吃牛肚、血冻、炸猪肝和炸鹅肉。小甜水巷的许多饭店专做南方菜，这也是最早的地方菜系之一。开封人还对服务质量相当挑剔，“即便是小小的疏忽，”孟元老记录道，“也报告给饭馆掌柜。于是跑堂的免不了挨一顿责骂，扣工资，甚至严重的时候被驱逐出门。”

至少对当代西方人而言，宋代开封的饮食业让他们惊奇。显然，他们没有在其他国家看到过类似情况。北宋开封饮食是时代的精华，其中许多也延续到后代。

五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艺方面，北宋开封的历史影响更加巨大、深远。其荦荦大者就有官瓷、皮影以及杂剧、说书等。

北宋官瓷是宋徽宗时期在开封创制的青瓷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国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开封官瓷创造了素烧和多次上釉相结合的新工艺，使青瓷产品的质量更精美、釉色更滋润、釉层更丰厚，形成了紫口铁足的外观特征。官瓷以古朴庄重、釉色润美、纹片如波、色泽淡雅著称，历来专供皇家享用。北宋官窑历时短暂，技术高难，产量极少，传世品早已成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北宋官瓷的产生，与其说开创了青瓷的新境界，不如说传承了高雅，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水平。

宋代开封是最早的市民城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随即产生了市民文艺，开启了我国文学艺术的新纪元。开封是市井文明的渊薮。

影戏作为一种商业的艺术形式起源于唐，原先一直用白纸雕制人物形象，单调且脆弱。至北宋开封，改为羊皮影具，经久耐用、便于传承，且便于涂饰彩色，使黑白影戏升级为彩色皮影，艺术魅力大为增强。南宋吴自牧载：“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也是在开封真正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当时开封有许多专业的影戏班子和戏迷：“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可以用皮影表现长篇的历史剧，戏迷因而产生：“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由此足见影戏连本剧的诱惑力。到了重大节日，官方则在各坊巷路口普遍设置影戏棚子，以招徕、安置挤丢的儿童：“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由此大大普及并发展了皮影艺术。北宋灭亡后，皮影随着南下的朝廷、流民传播到南方各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另一部分皮影艺人则被金兵掳掠到北方，成为北方皮影的传播源头，并逐渐形成各地的地方特征。

宋金两代是我国戏曲的形成时期，宋杂剧是宋代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最为典型的是杂扮，以剧情简单、逗人喜笑著称，为杂剧之散段。宋杂剧其源头有二，均离不开开封这一城市。一是宫廷优伶表演的政治色彩浓郁的喜剧小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二章《宋之滑稽戏》所列举北宋事例16则，全是宫廷优伶作品，因此说必定形成完善于京师开封。二是民间杂扮。杂扮是市民文艺的一种，起源于最早的市民城市宋代开封。这一艺术形式由宫廷走向民间。开封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其中丁先现是宋代最著名的戏剧艺人，即宫廷优伶，在北宋中后期长期担任教坊使数十年，后在开封瓦子象棚中从事商业演出，带动了民间戏剧的发展。至少在宋徽宗时的开封，就有大型连本戏演出，连接七八日的大戏，场次、情节之繁复可想而知。“中国戏剧史的崭新篇章是从宋代杂剧开始的。”宋代开封酝酿成的宋杂剧，开启了元、明、清杂戏及现代戏剧的先河。

再看诸宫调。诸宫调是大型说唱文学，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长曲，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也是戏剧的源头之一，北宋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宋人记载，泽州人“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地点正是开封，吴自牧言：“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耐得翁也指出：“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时间是宋徽宗时期。孟元老载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中，就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说唱诸宫调至元代渐趋衰落，但其曲调等重要艺术手段，都为北方元杂剧所吸收。

与戏剧产生相配套的是固定的民间大型剧场涌现。此即瓦子勾栏，最早在宋代开封诞生。瓦子（又称瓦舍）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其中以勾栏（又称勾肆）为主，包括饮食、占卜等活动。游客观众来去自由，来时汇集一起，有如瓦合；离去散布四方，有如瓦解，因而称之谓瓦子。开封城内外，至少遍布着9处瓦子，即《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东角楼桑家瓦子，近北的中瓦、里瓦，旧曹门外朱家桥瓦子，大内西边的州西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宋门外瓦子，保康门瓦子，旧封丘门外斜街北瓦子。南宋初，瓦子随南迁的宋政府一起传入杭州。瓦子中的勾栏，即用栏杆、幕幛等物封闭的剧场。各瓦子中的勾栏数目多少不一，开封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3处，内有大大小小的勾栏50余座。中国戏剧、小说等市民文艺就是在这里孕育的。

宋元话本崛起于北宋开封，成为白话小说的源头。古代说书讲故事的“说话”起源很早，但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并职业化、普及化，则是在宋代开封，其土壤正是北宋开封独特的瓦子勾栏。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如鲁迅所说：“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有学者称作是“‘市井细民’的文学革命”。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元明清白话历史小说，主要就是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发展的产物。如大约成书于北宋中后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雏形；北宋有专说“三分”即专门说三国故事的艺人﹐其话本《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当为《三国演义》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则是《水浒传》的先声。至于以开封为故事发生场景、以开封人事为题材的宋元“东京话本”就有16篇，“在文学史上又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反映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故事《七侠五义》，自清末光绪年间盛行于世，改编者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俞樾。这部小说不但内容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故事，连其形式也是出自开封。小说在宋代开封走向平民化，其影响力大大强化，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格局。

六

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瑰宝之一。正像词兴起于唐代却称宋词一样，开封不是宋词的发源地但却是宋词创作、展示的中心和宋词发展的策源地。都市生活为词人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养育了大批“都市词人”，并使宋词走向高峰。特殊的环境推动，改变了词的意境、形式。具体表现，一是改造了李煜词风使之成为“千古词帝”，二是孕育了慢曲以及柳永，三是汴京意象成为宋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南唐后主李煜前期的词基本上是宫廷生活的写照，是南唐宫体和花间词风。南唐被统一后，他被囚禁在开封两年多，个人地位、感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作了一批哀怨凄凉的词反映亡国之痛，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被誉为“千古词帝”。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所列举的名句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其代表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实为千古绝唱，更是脍炙人口。这些名篇名句都是开封的产物。况且，其后期词的凄凉悲壮、意境深远，也为柳永等“婉约派”埋下了伏笔。

慢词是宋词的主要体式之一，与小令一起成为宋人最为常用的曲调样式。慢词的兴起，是北宋前期百余年词史发展繁盛的一个里程碑。慢词是在开封这一特殊环境中兴起的，其中的市民情调和俚俗语言更是开封特产。柳永积极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齐头并进，极大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柳永7岁就随其父来过开封，自25岁来开封一直到41岁离开，在开封生活了16年。其间他虽名为应举求学，实际多流连于花街柳巷，醉心于创作新词。柳永等人的词史地位是由开封奠定的。

作为宋词发展的策源地，开封更是宋词的主要题材之一。有学者指出：“《全宋词》提及汴京的词句共有284处，其中北宋占86.11%，南宋不足14%。以汴京直接入词且达到这样高的出现频率，的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可以肯定地说，长安在唐诗中的出现频率绝对要比这一频率低。由此可见，汴京已成为宋代词人经常吟咏的内容……汴京意象已成为宋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宋词的灵魂和形式都与开封血肉相连。

如此这般，开封在中国词学史上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对宋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北宋词生存、生长的背景，是北宋词曲传播、消费的枢纽，为词艺的发展、成熟起到了推进作用，尤其是汴京意识为补救宋词内容上的先天不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汴京具有显赫的词学史地位……没有汴京，词也不可能达到北宋的极致。汴京已成为中国词学史中不可抹杀的构成要素”，“汴京培育了一批‘能词能吏’的词学主体，其人文经济是北宋词的生存根基，其书斋美学造就了北宋词向雅避俗的发展格局，其地域文化孕育了北宋词的特种生命基因”。需要补充的是，毕竟词不像诗那样可以出自田野山间等任何地方，词需要音乐或依附于音乐。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其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这就意味着，越是大城市也越是音乐发达的地方，越适合词的创作和发展，显然，没有音乐这个“框”就无处“填词”。

因而，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开封必然是词发展的圣地。宋词是宋代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成就，也是开封时代特色和成就。

七

北宋开封的辉煌历史，如同老蚌生珠，孕育了众多世家大族。其中，三槐王氏、昭德晁氏、吕氏家族等最为典型。他们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在宋代乃至后代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名气最大的一支，得名于北宋开封城东北曹门外的三槐堂。宋初著名官员王祜，在其庭院亲手种植了3棵槐树。三槐象征朝廷中职位最高的三公，他认为其子王旦一定能官至宰相。后来，王旦果然担任宰相18年，辅佐皇帝维护了天下太平的局面。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时，专门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从此，“天下谓之三槐王氏”，三槐王之名由此不胫而走，“代有人才，入南宋，仍有不少优秀子弟。其余绪直至明清，产生过不少官僚、文学者。至今还有大量的后人定居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是宋代少见的大家族之一”，遂成望族，在中国王姓21望之外别立一名派，后代无不以此为荣，至今各地多有三槐堂家族和建筑，如《琅琊三槐王氏宗谱》、《三槐王氏宗谱》12卷等。休宁三槐堂，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建筑，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衢州明代三槐堂，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昭德晁氏家族也是北宋开封诞生并得名的宋代著名家族。晁氏祖籍澶州（今河南濮阳）。宋真宗时，晁迥为一代名臣，又是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开封皇宫宣德门前天街东的昭德坊，是晁氏世居之地。其位居核心地带，自然钟灵毓秀。从宋初的晁迥，经晁宗悫、晁补之、晁说之等到南宋的晁公武等，昭德晁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家族人才辈出，为宋代文化的繁兴作出了最好的见证。靖康南渡后，他们来到巴渝大地，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为三峡文化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得益于家传藏书，晁公武成为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人称“昭德先生”，所著《郡斋读书志》（一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极大。

吕氏家族的特点是由宰相而学术传家，形成中原文献学派。其特点除了博学多识、注重文献、学以致用外，还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家学渊源、世代相承、大家辈出。吕氏自宰相吕夷简以来，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吕祖谦等后人世代为官，前几代在北宋时长期居住在开封，饱受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明陶冶，成为文史传家的大书香门第。南渡后，吕好问移居婺州（今浙江金华），家学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流传，声势更加浩大，“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婺学”、“金华学”之名确立于南宋，显赫于天下。另一个特点是不偏不倚、融会贯通、综合性强。吕氏中原文献学起源于开封，是京师文化综合性特点的一个结晶，至南宋仍继续发扬。其家传的中原文献学原本就是综合性的，历代相传只能是愈来愈广博，愈吸收其他学派精华愈日益壮大。该派不以标新立异取胜，“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吕氏家族担任宰执者，从吕夷简起，还有吕公著、吕公弼、吕好问等人，宰相世家地位及风范，加以百余年居住京师的历史，使之比较全面地看待事物，胸襟宽广，气魄宏大，以陶铸天下学者为己任。即使到了南方，吕氏家族也不为地域偏见所左右，这一特点反而更加明显，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尊重。宋孝宗以后，该学派遂成为南宋三大学派之一，与朱熹、陆九渊学派鼎足而立于当世。吕氏载入《宋元学案》者有7世17人之多，宋末学者王应麟、黄东发，明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可想而知。

八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作品，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为国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地再现了北宋开封城市生活的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此画是开封沦陷后，张择端在杭州思念故都的作品，倾注了无限深情，所以极其精致。正如明人董其昌所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本因南渡后想见汴京繁华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巧，若在汴京，未必为此。”时空转换中的亡国恨、故都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画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对象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评价可谓中肯。

该图感染力强、欣赏价值高，深受世人的广泛喜爱，因而自古以来临摹之风大盛，形成一股《清明上河图》热。临摹中许多本子有所创新，把宋代开封、明清的江南市景、北京风貌等，都以《清明上河图》的形式展现，将市肆风俗画不断推向高潮，这一艺术价值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早在明代，沈德符就说：“今《上河图》临本最多。”明代晚期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中提及：“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同。”正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记录，足证临摹《清明上河图》已经产业化、商业化。又如清代苏州画家黄彪，以擅长临摹《清明上河图》闻名：“摹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众多仿本中，最著名的有两种：一是号称“明四家”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本，采用青绿重彩工笔，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描绘了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十分精美，被称作后世众仿作的鼻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二是清院本，由清宫画院的5位画家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画成，是清廷官方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今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图》有数十种，仅200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明上河图》特展”上，就有7件藏品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该题材的绘画在社会上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见一斑。

《清明上河图》热不仅表现在模仿画作，更成为风俗长卷的代表。清人阮元在欣赏王振鹏《江山胜览图》时说：“山峰多用云头细皴，墨色淡冶，勾画精细。山水云树极多，其中又多人物布景，仿佛《清明上河图》，而山水多耳。”连市井繁华景象，也常用《清明上河图》来形容。《清明上河图》早已不再是一幅图画的名称，而是风俗画和长卷的代称，甚至成为市井繁华的别称、形容词。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是在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摹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即中国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北宋开封。

九

一座开封城，引出多少话题，光芒四射，喷珠吐玉。本文仅仅概括了开封文明对周边以及后代的辐射，至于其在北宋期间的众多创建以及其他历史时期的影响并未列举。虽非挂一漏万，终难面面俱到。

在中国城市史中，北宋开封是一大转折，即由封闭的古典城市转为开放的近代城市，形成崭新的都市人文景观，商业高度发达，城市居民坊郭户与农民乡村户在户籍中分开，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井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并成为引导俗文化的主体。城市发展史上的这一拐点，走出一条新路，激起众多历史新现象，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北宋开封作为百余万人口的新型、大型都市，集聚功能空前强大，各种汇聚文明经过开封这一中心都会的点化、“功放”，无不大放光彩，因此产生的辐射功能同样空前强大，不仅是北宋全国各地文明的榜样，而且对同时代的西夏、后代金国都城以及南宋杭州的规划建制等起着直接的经典作用，是当时都城的标本，这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更加重要。产生、完善于北宋开封的多种历史文化遗产、艺术形式惠泽元明清以及当代，或是原创之功，或是整合之功，或是扩散之功。

以《清明上河图》为具体形象，北宋开封的历史辐射与影响延伸乃至放大至当代世界，是中国历史城市的名片。中国市井文明、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北宋开封。历史文化中的开封元素，由地域文化扩展为时代文化，是宋文化的代表，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有的已成为历史的舍利，有的仍闪耀于当代。所有这些，在历代古都中是罕见的，这种特殊的开封现象可谓历史奇迹。

如果说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开封元素就是那耀眼的光斑。概括而言，开封元素的内容主要包括：都城建筑、文学艺术、市井文明、吃喝玩乐、人才培育；其特点主要包括：京师气派、创新精神、市民风格、享乐主义以及生命力强、具有世界性。开封元素使城市建设人性化、城市生活舒适化、社会文化平民化，人民生活有了更多的精神、物质享受，核心价值是城市的解放、人性的解放。

中华文明如滚滚洪流，奔腾不息，有赖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有新的支流充实、更新。开封元素就是支流之一，北宋开封是该支流的源头。北宋开封创造、完善、传播了先进文明，生命力极强的开封元素为历史文化添注了新内容、新活力，开辟了新时代，更新了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