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处于东汉后期至隋朝建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动荡时期。各地地主豪强集团与统治阶层外戚集团为了争夺统治权力，相互纷争，战乱时间长达三百七十年之久。从东汉朝末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A.D.220-A.D.280），至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废魏朝皇帝，建国号晋，定都洛阳，历史称为“西晋”，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实现暂时的统一。由于西晋皇朝统治阶级极端的腐朽没落，加剧了社会各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引起北方五个民族势力集团反抗西晋朝的统治，先后建立五胡十六国，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时期（A.D.304-A.D.439）。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部(黄河流域).不久分裂、演变为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历史上称为“北朝”，而与北朝大体相对的，是长江流域地区形成了五个朝代（东晋、宋、齐、梁、陈）的更替，历史上称为“南朝”。直至隋朝统一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政论学家、神学家董仲舒为代表的具有神学观念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趋向唯心化、宗教神学化，玄学思想压倒了唯物论的思想。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郊祭》中说道：“‘天’是最高的神，即上帝。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并进一步宣称天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西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内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另一种宗教文化的“佛教”开始广泛地流传。各地大兴土木建造寺庙。如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二百二十六年建造太庙，铸造十二根大铜柱，作为太庙的屋柱，每一根铜柱用涂黄金为底色并刻、镶多种图案物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政治处于动荡分裂的特定历史时期，但是国家的更迭和朝代创立后，都有一个暂短的社会稳定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都分别采取了一些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安定社会生活，减轻百姓的租税负担，解放劳动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统治阶级还鼓励文艺创新，如魏朝的皇帝曹丕就是一个大文学家，喜欢和文士们交流相处，著有文学评论的专著《典论.论文》。“建安文学”是魏朝时期文化特征之一。在绘画书法上，东晋时期出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古代著名画家顾恺之等古代名人。所以，这一历史期的文学、绘画、书法、雕刻等领域，由于受到文化艺术改革派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

“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 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 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动荡状态，对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很多说法。“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历史文献《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有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回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而“佛教界，则普遍把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乱和阶级的压迫，陷入苦难深渊的劳苦百姓为了追求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只能把希望寄托与宗教神灵；而封建统治阶级则利用宗教作为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来管束和麻痹下层百姓的意志。在这种动荡的社会政治形势下，佛教广泛流传起来。佛教文化大力宣扬“因果报应说”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不报，来世必报的思想。“作为宗教来说，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趣；又有一套果报迷信的粗俗教义，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因而极大部分上层人物，从帝王、贵族、官僚到名士，都提倡这种宗教。” 例如西晋时期的皇室贵族中山王、河间王就是佛教传播的大力支持者。“西晋国亡后，北方陷入十六国的混战，而佛教受到战乱期间国家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得到快速发展。”“佛教普及到十六国的各个民族，并成了一些主要国家为争取民众而予以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这对于增进南北各族人民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对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起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而佛教的因果思想，也正符合当时处于社会动荡中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理状态。统治阶级则利用广大民众的思想状态，在各地建造佛教寺庙，并在庙宇的墙壁上绘制宣传佛教教义的壁画。佛教文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这一时期发展的佛教壁画色彩文化和绘画艺术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壁画色彩文化的规模与成就，在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历史中有重要的地位。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据记载在晋朝十六国时期公元336年（前秦建元二年）兴建开窟。莫高窟壁画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长达约一千多年的历史。先后共修建了数以千计的石窟，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四百九十二个洞窟，窟内佛像塑像两千多尊，壁画面积多达四万五千平方米（图1至图4）。还有丝织绢画等珍贵文物，”已被国外盗窃者运往国外，如“引路菩萨像”（图5）敦煌绢画现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图。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石窟壁画色彩受西域佛教艺术影响，以石青、石绿、红、黑、白、赭石（土红）、黄、和金色为主要色彩，色彩亮丽、优雅而又文静。画面都是宣扬佛教教义和封建迷信的内容，也有不少反映当时劳动人民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场景。如西魏时期第249窟中绘制的壁画“狩猎图”（图6），就是描绘当时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狩猎生活。这幅壁画以蓝绿色与含绿色光的浅黄灰色对比为主色调，运用不同纯度、明度的黄、蓝绿色进行色彩组合、搭配。壁画中的褐色、棕色表现狩猎者的动态，其他颜色，深酒红、棕、橙黄、浅灰、中灰等色，都含有蓝绿色光的倾向。再看北魏时期第257窟的“九色鹿王本生”壁画（图7），是莫高窟中最早的横卷形类似于连环画的形式。图中的国王带着兵马狩猎，鸟鸦惊告鹿王，等九色鹿醒来，国王已走近…。整个色彩以土红色（当时颜色饱和度会更艳一些）为背景色，与黑、白色的人物以及绿马、黑马，还有白鹿形成色彩对比，而黄色作为点缀色；具有天马行空的意念。北魏时期第254窟壁画“尸毗王本生”（图8），整个画面采用沉静、稳重的中性色调，色彩纯度、明度都不高，色调偏向冷感。蓝绿色圆光和深褐色（可能已经变色）的“尸毗王”居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四周的众多佛像神灵也是采用偏冷光的中性灰色与土红、褐色作为背景，形成柔和的对比。北周时期第296窟“福田经变(局部)”壁画（图9），也是以偏光冷的色调为主，画中不同色光、不同明度、不同纯度的红、土红灰、蓝紫灰、蓝灰、石绿，进行同类色和邻近色的弱对比，浅土红灰与黑色作为局部色彩对比，起到活跃整个画面的作用，给予一种柔和文静的类似于现代流行色彩组合中经常出现的带有色彩倾向的新中性色。表达佛教文化特有的“静思”的意念的色彩视觉效果。这种色彩运用的处理方式，是古代中国最早的色相渐变和邻近色对比的色彩应用原理。在静思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静思，赋予佛教教义超脱的意境。西魏时期第285窟壁画（图10），这是一幅描绘战争的壁画，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具有非常生动而又激烈争斗的氛围。色彩运用明亮的黄色为主色，青铜绿色的兵器和盔甲，与朱红色、黑色的战袍、盾牌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予一种强烈的色彩视觉感。

自西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佛教除利用解说佛经教义和寺院壁画传播佛教文化，佛像作为佛教文化宣传的视觉载体，在视觉和感觉上给予崇奉者一种威严、慈悲、敬畏的心理冲击。因此，供奉教徒礼拜的佛像，是佛教传播发展深入人心的重要途径。由于佛像是外来宗教文化，初期引进的佛像具有明显印度文化、西域文化特征。如，佛像塑像造型：脸型长方，鼻挺拔，额头平，脖子长，肩膀宽，衣着式样为右袒式，或是通肩式，神情端庄。由于魏晋南北朝处于佛教文化广泛传播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印度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深入的交流和相互间的影响，经过民间工匠的加工再创造，改变了以往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的佛像风格特征，佛像开始趋向汉化。东晋时期的画家、雕塑家戴逵、戴颙父子在佛像造型中国化的过程中起了开创性作用，形成具有汉文化特征的佛像艺术（图11），促进了中国佛像艺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美术史将他们创作的佛像称作“二戴像制”。经过汉化的佛像塑造充满中原文化的独特风格，中原汉式衣冠也部分融入了佛像的服饰，佛像内穿交襦，后套对襟袈裟，腰围长裙，肩披裟巾交于胸前。敦煌莫高窟彩绘泥塑佛像就是这一时期的主体代表作。如北魏第259窟北壁下层的坐佛像（图12），佛像红色（已经变深红色）的衣服与粉绿色的背景形成色彩对比，黑色与土色起到色彩调和的功能。整个佛像给予静思的色彩情感。又如，西魏第285窟西壁南侧的禅僧像（图13），三位大佛含有各自微笑的神态，脸部的红色与粉绿色（已经褪色）形成弱对比，在不同光线的照射下，色彩随着佛像雕塑凹凸明暗的变化，更具沉思、文静的超脱意念。魏晋南北朝时期，除敦煌莫高窟佛像之外，还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佛教圣地，称为中国四大石窟文化，闻名世界。这些以石雕为主体的石窟佛像，是技艺高超的工匠们运用石材的天然理纹，超凡的石雕艺术，在天然日光的照射下，佛像轮廓造型产生不同明暗的色光，来表达众佛像“静思超脱”的空间境界（图14至图16）。以上所述，说明中国古代壁画色彩应用和佛像雕塑艺术取的辉煌成果。表明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应用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

魏晋时期的衣冠服饰制度，基本上延续了秦汉旧制。正如历史文献《文献通考 君臣冠冕服章》记载：“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 魏晋时期，皇帝的服饰，有祭服、朝服、杂服、素服。祭祀时，服黑介帻，通天冠、着衣画裳绣、上皂（黑色）、下绛（略为深的红色），共十二章。皇帝杂服，着五色纱袍，介帻的色彩是：青、赤、黄、白、湘（淡黄色）、黑色等。官员的服饰色彩比较自由。从“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争战、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与影响，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交汇碰撞，延续秦汉时期旧制的色彩等级制度被打破，色彩的应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南朝时期，皇帝的服饰与魏晋时期相类似；朱、绛、紫、黄、黑等颜色,多为帝王公卿使用。官员的服饰有了用色的规定，官员品级低于八级以下者，不能用红色和紫色；他们只能用绿色、蓝色和白色。北朝时期，皇帝的祭祀服与冕衣同色，有苍、青、朱、黄、素、玄等色。皇后的衣服色彩与皇帝相同。官员的色彩为红、紫、绿等色。历史文献《旧唐书舆服志》有记载：“北朝则杂，以戎夷之制，”“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说明这一时期色彩的应用没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例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女史箴图”中的妇女（图17），身穿红色襦裙，身着浅粉色上衣、粉色面妆与樱桃红唇相匹配，表现似花如玉般的色彩视觉。女子涂口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正如魏晋时期诗人傅玄所作的《豫章行苦相篇》诗，咏道：“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 此外，女子的面妆也流行多种样式：如酒晕妆、桃红妆、梅花妆、黄眉墨妆等。根据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俑复原绘制的妇女的裙衫（图18），上部的衣衫是纯度不高的绿色，中等明度，深褐地色的裙配以黄、绿对比的小型花卉图案，属于中等阶级层面的家庭生活用色。再看图19、图20是根据出土的魏晋时期的武士陶俑和男士陶俑复原绘制的服饰图，依照复原绘制的色彩分析，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服饰色彩。如武士服饰的红色、黑色和黄绿色，以及男士的黑衣和绿色领、袖的色彩，与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描写战争的壁画中服饰色彩，基本相类似（详见图10西魏285窟）。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色彩的另一个特征是，由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少数民族的服饰“胡服”盛行于北方各地。并风行一时。胡服的色彩有：红色、紫色、黑色和黄色等。并影响到隋唐时期的服饰色彩，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得到相互包容和互为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锦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织锦技艺有一定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织锦仍以经锦为主，织锦的图案纹样是禽兽纹和花卉纹（图21至图26）。历史文献《邺中记》记载了北朝期间后赵国邺城（都城）设置织锦署：“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核桃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 从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生产织锦的繁忙景象。织锦的品种繁多，色彩有“青、白、黄、绿、紫”等颜色。再根据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的北朝时期织锦遗存物分析，色彩也是非常丰富、艳丽。有大红、粉红、绛色、黄、浅黄、浅粟、紫色、棕色、翠蓝、淡蓝、宝蓝、绿、白等10多种色彩。例如，出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的的北朝织锦“对羊对鸟纹锦”（图27），绿色背景象征草原，配有奇特的棕黄色树林图形，采用经过便化处理的棕色对羊和棕、白二色的对鸟两方连续图案，表达动物相互间窃窃私语的交流，表达处于动荡时期的老百姓渴望得到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又如，同样该处出土的“北朝树叶纹锦”（图28），织物结构为经二重组织，表面给予畦纹效应，采用绛色、叶绿、宝蓝、及白色织造，织出装饰形的红色树纹图案。还有“北朝菱纹忍冬锦”（图29），这是棕色深浅的二色经锦织物，在菱形的框架内填以十字忍冬纹，给予一种近似印花织物般的粗放视觉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刺绣工艺也是具有独特风格。如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绣品“广阳王造佛像绣（供养人部分）”（图30），这是佛教文化在民间刺绣艺术中的具体反映，说明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麻布上以黄褐色的绣线绣满地锁绣纹，运用朱红、深黑紫色绣线绣供养人物作为绣品的主题。而 “北魏广阳王供养人绣幡花边”（图31），正是图30“广阳王造佛像绣”的花边。在黄棕色的绢地上，采用土黄、金黄、宝蓝、藏青、绛红等色彩绣线，绣黄色龟甲纹、和四色圆环纹。运用两三晕配色法，增强色彩与形象的质地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壁画色彩文化、佛像雕刻艺术迅速发展的同时，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另一个文化特征是；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书画。如东晋时期有，晋明帝司马绍非常善于书画，尤其是善于佛像画。还有以书法、绘画为一身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图32）、人物画家顾恺之（图33）、雕刻家兼书画家戴逵、戴颙父子。南朝时期有被称作“一笔画”的陆微探（图34），以善画宗教画、人物故事画的张僧繇（图35），北朝时期有，著名佛像画家曹仲达等等。由于这个时期的文人画家，人才济济，出现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最早的绘画理论著作，如顾恺之的《话论》、南朝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以及谢赫的《古画品录》等。他们总结了传统绘画墨、色的运用和构图的经验，对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后人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及美学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文化，说明在战争连年，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破坏，生产力倒退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佛教文化的广为流传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并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理念。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特定时期的中国传统色彩文化。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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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二·王礼考七。《文献通考》，简称《通考》，古代汉族典章制度史专著。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