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成立 “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将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可融合资源进行梳理盘点，并考虑增设考古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整合人类学研究所，将业务发展、学术队伍建设、设备平台等纳入“学科联盟”统一规划，培育文化遗产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浙大“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成立，看高校如何响应国家战略）

上期也专访了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严建强教授，他介绍了文博专业在联盟中的布局与发展，并分享了他对于博物馆学科的意义及发展的看法。（点击阅读→严建强：文化遗产学科应整体协同发展，博物馆学要加强对认知与传播的研究）

本期我们采访了Remier Knoop教授及参与了工作坊的浙大同学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浙大文博系在课程设计上的一个创新之举，即引入工作坊教学。

“参与式博物馆：机遇、挑战与问题”的工作坊

2015年9月至10月，在严建强教授邀请下，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瑞华德学院博物馆学的两位教师——Remier Knoop先生与Marjelle van Hoorn女士，为浙江大学的27位研究生与博士生呈现了一个名为“参与式博物馆：机遇、挑战与问题”的工作坊。这次工作坊为期四周，旨在对参与式博物馆这个概念进行发散性思考。

本次工作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充满了创新。从内容上，参与式博物馆理念第一次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高等院校文博专业的教学；从形式上，中国内地高等院校文博专业第一次采用工作坊的形式进行参与式博物馆理念教学。这两个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仅契合当下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潮流，更是对未来文博专业进行教育改革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借鉴样式。

前沿的课程内容

在中国，博物馆学一直被作为一门处理博物馆工作、藏品与展览的课程，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博物馆学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辅助学科，主要是展示文物和阐释历史发展进程。而通过此次对于参与式博物馆的探索，则强调了博物馆功能的转变。

在工作坊开幕式上, Knoop教授便提出了博物馆 2.0的概念，主张将博物馆打造成由观众创作和生成内容，并与其他观众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分享和交流的一个平台，以有别于博物馆自己制作展览、自己发布内容和信息、观众只需要被动接受的博物馆 1.0 传统模式。

工作坊的主题——“参与式博物馆”，便是博物馆2.0概念的体现。参与式博物馆（participatory museum）是美国青年博物馆学者Nina Simon近年新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观众能够围绕内容进行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从博物馆学内部的学科演进来看，参与（participation）是博物馆发展史上继博物馆行业确立、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后的第三次革命；从博物馆所在的外部社会环境来看，参与式博物馆是西方国家社区参与传统、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浪潮与互联网所带动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相互作用的理念趋势之一。

Nina Simon《参与式博物馆》原书封面

虽然参与的概念及参与式博物馆才刚刚传入中国，但在西方国家却进行得有声有色。如2012-2014年，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的Time Case. Memory in Action项目便是以参与为主要手段，在文化遗产领域建立开放学习的新标准并提供各种参与的方法来唤醒欧洲人的归属感、主人翁意识，构建一个包容性社区。该项目甚至还提议创建一所“参与学院”（Academy of Participation），将参与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来研究与推广。因此，参与式博物馆作为国外博物馆学最新发展趋势之一，其地位与重要性不言自明。

本次工作坊的授课内容基本依据Nina Simon的《参与式博物馆》一书与彼得·冯·门施夫妇所著《博物馆学新趋势》（New Trends in Museology）等相关书目进行编排，以适应中国博物馆的生存环境，满足中国博物馆专业人士的现实需求。

因此，每周设定了一个特定的主题，主题的选取依照瑞华德学院所理解的博物馆工作5大流程——藏品征集、保藏、研究、传播与管理。两位外教根据中国国情选择了藏品征集、研究与传播这3个主题。

新颖的授课方式

由于中国学生对于互动的教学模式比较陌生，因此，工作坊采取双管齐下的教学方式，即老师讲授与实践操作结合。实践操作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基础，完成作业、汇报成果以及讨论思考。工作坊共进行四周，每一周都安排不同的教学活动：

第一周：熟悉主题

组织学生分享自己经历过的一次最棒或最糟糕的博物馆体验，前往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开展观众观察及分析，思考博物馆体验的切入点是“物”是“人”，并由学生分组发表看法，使学生对参与式博物馆有整体印象。

Knoop教授在回答学生提问

第二周：参与式展示

由Marjelle讲授如何让公众参与到博物馆，发动学生思考，为中国扇博物馆设计让观众参与进来的介入项目，并让博物馆展览部工作人员参与进来对学生的成果进行点评，实现学生、老师、博物馆工作人员三者的交流互动。

第三周：参与式征集

Knoop教授向学生介绍了参与式博物馆的四个模式和自下而上梯队模型所构建的四象限图，要求学生将其应用于自己上周设计的项目中，完成对自己项目的自我评估，同时打开学生思维。在这一周，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和中国伞博物馆保藏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了解博物馆实际征集流程，思考展品入藏的依据，为伞博物馆未征集和已征集的物品设计参与途径。

第四周：参与式研究

除了对参与式研究展开讨论外，学生们被要求设计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参与式博物馆，让学生发散思维，展示奇思妙想。

除了强调互动性，其授课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根据学生的表现与反馈，对授课方案进行灵活的调整。比如，在第一周，由于学生对参与式博物馆概念的陌生，设计的参与项目依赖数字设备与互联网，Knoop教授针对此种现象，在第二周进行了授课方案的重新调整，让学生自我评估，找出不足。

收获与问题

工作坊结束后，学校就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老师水平以及课程效果等方面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学生基本对此次工作坊感到满意，甚至表示超出预期。然而，由于工作坊模式对中国内地高等院校文博教育界还是新生事物，再加上东西方的国情差异，所以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收 获

在授课内容方面，学生通过问卷，对工作坊提供的新案例与新视角提出了高度的赞扬。

在授课方式方面，工作坊这种新型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来，对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创造力、表达力以及批判性思考等二十一世纪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具有突出作用。工作坊还将日常教学不局限在学校教室，而是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扩大学生的视野，并努力促使理论联系实践，把学生的思考与实际运用相结合。学生在反馈调查中，对工作坊中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以及博物馆实地考察都赞赏有加，坦言这次工作坊锻炼了自己、让自己重新认识了自己、激发了自己的信心、勇气和创造力，并能就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个人的见解和看法。不少学生亦期待未来我系能再次举办此类工作坊。

Knoop教授也坦言，从这次工作坊能看出学生们明显的变化。首先，他发现这些初期说话小声、害羞的学生，在后期课程中已经能自信、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次，通过学生们的结业作业，他明显发现学生们的思维得到了发散，不再拘泥于以时间顺序进行展示陈列的方式，而是对一些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如“家”、“母爱”“、”童年记忆“等，展开非线性、多焦点的叙事方式。

问 题

在授课内容方面，有学生指出这次工作坊的课程内容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教授应该对中国博物馆事前有更多的了解，在教学中更加针对中国博物馆的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对此，Knoop教授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此次学生大多为遗产保护和考古学专业，其研究重心在于文物保藏，而这一领域可以进行参与式的范围较小。

同时，Knoop教授还指出，在之前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此次工作坊的学生来自于全国各地，并非都是本地人，因此缺乏一些当地视角，下次应该考虑邀请当地的学生一起参与工作坊，以便更深入了解他们对于博物馆的理解和对问题的思考方式。

在授课形式方面，首先是语言障碍，导致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并不充分。再者，课程要求学生设计参与式博物馆，这需要设计人员有活跃的想象力和创意，对于初接触这种形式的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完成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出现了学生之间设计内容的雷同。其他方面，还需要提高与博物馆的接洽，以及调整上课时间。

思考

此次，工作坊最注重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在思考能力上的培养。

Knoop教授认为思考是博物馆专业人员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工作坊通过分享的而非灌输这种理念方法，培养博物馆专业人士的思考能力。

关于中国的博物馆如何组织员工的专业培训，Knoop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去做。首先，必须做好花费大量时间的思想准备。任何事情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去改变。第二，博物馆中有互动交流的空间；第三，博物馆专业人员以及博物馆员工尽可能涉及许多不同内容的工作，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艺术史、组织学、管理学以及志愿工作等；第四，教会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多学科的团队中开展工作。

随着对于国家对文化的管制越发收紧， Knoop教授认为这对于博物馆的未来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他认为即使社会环境非常严峻，文化依然充满着创造性和主动性。对于艺术展览，博物馆人可以在策划中采用不同的解读与诠释的方法，这会非常有趣，可以由此激发人们自己对此的想法。对于文化控制，博物馆可以开展开放式展览以应对，没有标牌，这将是有趣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