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陷入了对荷兰橘子树和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正毫无节制地进行购买和收藏。”这是来自德意志萨克森公国（今德国萨克森州德累斯顿）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的肺腑之言。

这位国王在位的数十年间，在对中国瓷器的狂热之爱驱动下，通过购买、收集的方式，收藏来自中国、日本的瓷器多达2.4万件，其中中国瓷器17000多件，日本瓷器7000多件，造就了欧洲东亚瓷器收藏之最；并在其治下的迈森地区建立了瓷器厂，第一次研发出硬质瓷器，造就了欧洲瓷器的真正诞生。欧洲制瓷技术正是从这里遍布全欧，并最终替代了东亚瓷器的进口。

奥古斯都二世为何对这来自7000公里之外遥远之地的物品如此狂热？故事还得从17世纪西方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说起。

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发生在蒙古人贯通欧亚大陆的100年间（1240年-1350年），欧洲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横穿欧亚大陆，和东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接触，他们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克·波罗游记》是新航路开辟之前，关于东方最为全面、最为权威的描述。此书的德文版于1477年在纽伦堡出版，中国也随之第一次进入德意志地区人们的视野。

1489年，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则是欧洲人深入了解东方的全新开始。16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首先成为欧洲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主力；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后来居上。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打破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远东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独占了中国瓷器和茶的贸易。

1657年，由于明末的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各海关关闭，景德镇、德化和漳州等窑口倒闭，日本研制出“伊万里”外销瓷，乘机取代中国市场，荷兰也一并垄断了日本外销瓷的运输。直到1683年，中国沿海原有各窑口重新恢复生产。虽然德意志的普鲁士首任国王腓特烈一世也曾试图在东亚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终未成气候，所以德意志地区各王室的东亚瓷器收藏基本都来自于荷兰人之手。

167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在凡尔赛宫中建造了欧洲第一个中式风格的行宫——特里阿农瓷宫，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情人蒙特斯潘夫人。这件作品中的“中国风”主要体现在屋顶装饰上，大量使用了青白釉瓷瓦，虽然由于不适应法国寒冷的气候，不久就被拆除。但是它却勾起了欧洲宫廷对于“中国风”的无限向往。

而德意志在普鲁士于1871年统一之前，是由不同的地方政权形成的松散联邦。因此，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德意志“中国热”实则分散于几个不同的地方政权：如普鲁士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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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鲁士皇室和17世纪的东亚瓷器主要进口国荷兰王室有着联姻联系，普鲁士宫廷遂成为德意志地区最早建立东亚瓷器收藏室的宫廷。

理所当然，“瓷器室”最早出现在几乎垄断了17世纪和18世纪东亚瓷器进口的荷兰。1632年开始，荷兰王室在海牙附近的豪斯登堡宫建造了专门用来放置瓷器的收藏室，作为欧洲早期“瓷器室”的代表。这间瓷器室的收藏来自女公爵阿马利亚，她是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荷兰亲王腓特烈·亨利的夫人。腓特烈·亨利经常收到东印度公司的奢华礼物，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东亚瓷器。阿马利亚用这些瓷器装饰她在海牙的房间，开始是放在橱柜、架子和壁炉上，渐渐地，瓷器越来越多，直到成为房间的主角。

当时，荷兰与普鲁士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阿马利亚的四个女儿全部嫁给了普鲁士王子，东亚瓷器作为奢华礼物，也作为嫁妆第一次被带到了德意志，四位王子都为她们居住的宫殿建造了专门用来存放东亚瓷器的瓷器室。其中选帝侯于1652年为妻子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兴建了一所乡间别墅——奥拉宁堡宫殿，宫殿内兴建了普鲁士、也是德意志第一个“瓷器室”。不过此间瓷器室还比较简单，只是在专门房间内的架子上陈列瓷器。

在普鲁士甚至整个德意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要属夏洛滕堡宫的瓷器室。这座宫殿是普鲁士王国首任国王腓特烈一世为她的第二任妻子夏洛特所建。这间瓷器室正是以荷兰风格为主，同时结合了使用大块镜面和镀金边框装饰墙面的法式风格。瓷器密密麻麻地从地面一直堆放到屋顶，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墙面，空白处全部用金色的装饰工艺和巨大镜面填满，呈现出极为繁复、奢华、令人眼花缭乱的风貌。

普鲁士的“中国风”被接下来的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体现在腓特烈大帝为了模仿凡尔赛宫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立的皇家园林无忧宫花园中，于1775年开始建造的一座德意志地区最具有异域风情的建筑——中国宫。

这座房子有着古怪而幽默的中西结合风格，整体造型能看到中式亭榭的影子，锥形的屋顶加上圆桶式的亭身，但它是封闭式的，淡绿色的外墙加上金色的柱子，金色柱子旁有着同样通体金色的中国人雕塑，他们或是在喝茶、或是在吃饭、或是在弹奏乐器。内壁同样是绿色墙体加上金色饰框，金色架子上放着中国瓷器，屋顶内壁则是描绘中国人悠闲生活的绘画。

普鲁士王国以南是萨克森王国。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就是文章开头那位狂热的中国橘子树和瓷器爱好者。1709年，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奇·波特哥受命为奥古斯都二世编写一份“白金”收藏清单，当时“白金”指的是价值连城的东方瓷器。这份清单表明，奥古斯都二世在1709年之前已经开始收藏东亚瓷器。

1717年，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热爱达到顶点，不惜以600名萨克森的龙骑兵交换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收藏的151件青花，其中包括30件罕见的超大版将军罐造型大青花，这批青花在康熙时期的民窑中从未出现，应该是专为欧洲市场而定制的。

1721年，奥古斯都二世再次下令编写瓷器藏品目录，至1727年编定，1727年之后的收藏则继续编辑入此份清单的续卷中。到1727年，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瓷器已经达到24100余件，其中中国瓷器17000件，成为当时欧洲最大宗的一笔东亚瓷器收藏。可惜1727年清单在二战的轰炸中被毁，这使1709年清单弥足珍贵，它是目前唯一一份能全面反映康熙时期东亚外销瓷器的档案材料。

奥古斯都二世并不满足于单纯收藏瓷器，他同时希望能造出瓷器。1708年，在奥古斯都二世的命令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波特哥以德化白瓷为蓝本，终于烧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它和之前意大利美第奇家族、荷兰代尔夫特、法国鲁昂生产的软质瓷器烧结温度较低、易碎不同，由于使用了高岭土，第一次生产出了硬质瓷器，标志着欧洲瓷器的真正诞生。

两年后，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斯顿建造了欧洲第一家制瓷厂，为了保密，很快搬到了附近的小镇迈森。迈森瓷器厂作为皇家瓷器厂为欧洲皇室做出了典范，之后各欧洲皇室纷纷建立自己的瓷器厂，仅德意志地区就有1763年腓特烈大帝建立的柏林皇家瓷器厂、18世纪中叶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建立的宁芬堡陶瓷工厂。短短几十年内，欧洲生产的硬质瓷器便迅速占领了欧洲市场，这使东亚陶瓷的生产和贸易遭到毁灭性打击，至18世纪晚期，中国失去了世界陶瓷贸易市场的垄断地位，欧洲人的东亚瓷器收藏热才消退。

为了陈设这些巨量东亚收藏和迈森瓷器，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斯顿修建了日本宫，这是一座继路易十四的特里阿农瓷宫之后，欧洲最大的东方式宫殿建筑。日本宫坐落在易北河的北岸，1717年，奥古斯都二世在原荷兰宫的基础上，将其改建成一座“日式”宫殿。

光看这座建筑的外部很难看到太多的东方色彩，其东方风韵体现在内部的“中国风”设计装饰：用瓷器装饰整面墙壁，形成一座“陶瓷宫殿”风格。这种风格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普鲁士的夏洛滕堡宫瓷器室。由于日本宫房间众多，奥古斯都二世在陈列瓷器时，有意识地按照瓷器的颜色进行了分类，将相同颜色的瓷器陈列在同一个房间，使每个房间呈现出和谐有序的色彩。这种特殊的陈列方式，展现了东方瓷器的异域风情和别样精致，为整座宫殿增添了深邃和华美。

令人遗憾的是，在1733年，日本宫尚未完全建成，奥古斯都二世便离世，他收藏的东方瓷器也被转移到宫殿的地下室内封存，直到1876年才重新展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藏品被疏散到附近的宫殿和矿井中，使得大部分藏品躲过了1945年苏联红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同年，苏联红军将大部分藏品运往苏联作为战利品。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决定将百分之九十的藏品归还东德的博物馆。1958年，这些藏品被送回德累斯顿。

自1962年起，这批藏品中的1万件收藏于茨温格宫（现隶属于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其中中国瓷器约有近7000件，是亚洲以外最大的中国瓷器收藏地。当中的1500件精品，公众可以在茨温格宫宏伟的画廊里欣赏到它们。这批展品还计划于2024年1月以数字化的形式在网络公开。

在修建日本宫的同时，奥古斯都二世还于1730年开始修建具有“中国风”的皮尔尼茨堡中的主体建筑山水宫。该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具有中国风味的弧形坡屋顶，屋檐下装饰有描绘中国风物的绘画。内部装饰采用了表现中国风土人情的绘画作品，包括中国式的花鸟、孩童、文人与山水，宫殿内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屏风、挂屏。

皮尔尼茨堡的工程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1804年建筑师兼园艺师克里斯蒂安在皮尔尼茨宫建起了一座“中国亭”，代表更真实可信的“中国风格”。该设计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于苏格兰的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勋爵的铜版画，钱伯斯到过广州，摹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建筑的著作，他唯一存世的作品是伦敦郊外邱园的中国塔，被普遍认为是18世纪欧洲留存下来的最接近中国建筑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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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末，东亚瓷器经由荷兰大规模进入欧洲之前，统治巴伐利亚地区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就已经开始收藏东亚瓷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同样经由荷兰人，这一收藏的热情在执政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埃曼努尔及其儿子卡尔·布尔布雷希特选帝侯手中达到高潮。

该收藏留下500件，现藏于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此类瓷器中最重要的王室收藏之一。这些收藏中有直接来自东亚的青花瓷、粉彩、黑瓷、白瓷，以及以东亚瓷器为基础、经过金属装饰改装、更符合欧洲喜好的改装瓷。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慕尼黑的皇家园林宁芬堡中建造的宝塔宫殿，使青花瓷艺术与欧洲古典艺术的结合到达了顶峰。宝塔宫殿的外表采用了欧洲古典建筑风格，但内部极具中式异国情调。底楼以青花瓷的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天花板绘制了对称的西式人物与花纹图案。墙面以金色浮雕衬托2000件代尔夫特绘有蓝白西式人物、风景装饰的瓷板，灯具亦由瓷器打造。楼上的中国客厅采用中国壁纸和黑底漆画，相较于一楼，其艺术技艺及色彩方案更接近真实的中国审美标准，摈弃了传统西式审美思维下的对称构建法，也更具东方式的“华丽贵气”。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儿子卡尔·布尔布雷希特选帝侯延续了父亲对“中国风”的喜爱，同样深受法国风格的强烈影响。1731年，他建于慕尼黑王宫中的国宴厅模仿了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用带有装饰性花纹镀金边框的大块玻璃装饰墙面，镜框四周的架子上用中国瓷器作为装饰和点缀，华丽而纤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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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热下的丝路文物收藏

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统一松散的德意志地区，建立起德意志帝国，标志着近代德国民族国家的诞生。在威廉一世推动下，德意志在1873年于柏林成立了皇家人类学博物馆，用于收藏非西方的出土文物和艺术品。皇家人类学博物馆下设东亚部和印度部，其最初的藏品全都来自于普鲁士王室的历代珍藏。1906年，东亚部从人类学博物馆中分离出来，组建了独立的东亚艺术博物馆。1909年，阿道夫·费舍尔和其妻子弗里达·费舍尔在科隆成立了德语区第二个东亚艺术博物馆。

1906年，年仅32岁的库麦尔被任命为独立出来的东亚艺术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库麦尔原来学习埃及文，后转学中文和日文，是西方第一位同时会这两种语言的艺术史家。在库麦尔的主持下，东亚艺术馆办得有声有色。他买下了日本人林忠正以日本浮世绘为主的大部分私藏，同时两次赴中国，购买了青铜、玉器、瓷器、漆器以及中国古代绘画。

1934年，在库麦尔推动下，包含300幅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的中国现代美术展在柏林开幕，这是中国近代美术第一次全面地被介绍到西方。当中的16幅精品在展览结束后赠送给了东亚艺术博物馆。东亚艺术博物馆也在当时成为欧洲收藏中国艺术的顶级博物馆。遗憾的是，二战之后，一批热衷于研究中国艺术的德国学者去了美国，并在美国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学者，东方美术在西方的研究中心也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这批丝路文物就是1902年到1914年间，由皇家人类学博物馆印度部派出的四次新疆探险所获。这12年间，共计423箱新疆文物被运回德国，包括公元3世纪到8世纪的佛教壁画、考古发掘的器物、古建筑构件、写经、手稿和各类丝织品。因为第一次探险主要集中在吐鲁番盆地，这批文物也被统一命名为“吐鲁番藏品”。

这一收藏为何是由人类学博物馆的印度部派出的呢？这种在今天看来颇为奇特的收藏方式，其实与19世纪兴起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印度热”有关。1902年至1914年四次新疆探险所获正是这波收藏热中最丰沛的成果之一。由于新疆地区是中国与印度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热点区域，在当时德国人的视野中属于与印度有关的知识谱系，这四次探险便由皇家人类学博物馆印度部支持，收获也收藏于此馆当中。

1902年第一次探险队的队长是格伦威德尔。他在大学里专攻东方学，1883年就任印度部的管理员，1893年出版了轰动欧洲东方学界的《印度佛教艺术》一书，确立了他在佛教艺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他当时主要发掘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胜金口千佛洞，获取了大批文物，包括汉文、梵文、蒙古文、古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文献写本及其他文物，总计44箱。其中摩尼教文本和粟特文本尤其珍贵。

第一次考察收获颇丰，格伦威德尔回到柏林后认为还有更多的文物没有被发掘出来，并且他看到当地农民将石窟和寺庙中的壁画剥离出来并当作肥料施到田中，深感需要立刻保护发掘。在威廉二世皇帝的支持下，很快便于1904年派出第二次探险队。这次队伍的带队人是博物馆的志愿工作者勒柯克，他曾在第一次探险队中充当格伦威德尔的助手，由于当时格伦威德尔患病，他便充当了队长。

这次他们在亦都护城、胜金口、木头沟、吐峪沟、七泉湖、哈密等地方发掘了一些寺庙遗址和建筑废墟，同样收获颇丰，包括各种文字（回鹘文、摩尼文、汉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婆罗米文、梵文等）的写本、纺织品、古钱币等。但勒柯克并非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东方学者，他的兴趣是收集并占有古物，他采用狐尾锯切割走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几乎所有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这次发掘的文物整整装了200箱。

1905年则是第三次探险，格伦威德尔重新担任领队，先后发掘了马拉尔巴什附近的图木舒克遗址、库尔勒和焉耆之间的舒尔楚克遗址，并进入天山南麓的库车地区（古代称龟兹）的克孜尔千佛洞。在是否大面积切割壁画上，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发生了争执，格伦威德尔认为临摹即可。这次总计获得文物128箱。

1913年，勒柯克独立主持了第四次探险，先后发掘了克孜尔、塞姆森木等石窟，苏巴什古城、库木土拉和图木舒克，获得了大量梵文典籍，并剥离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获得文物共156箱。

总而言之，四次新疆考察共获得4万份文献、写本、刻本残片，包括17种语言、24种文字，壁画600幅以及各种雕塑品、绘画、挂毯、刺绣、印玺等。当中的艺术品，包括4000件来自新疆克孜尔、库车、吐鲁番等地的壁画、雕塑、纺织品和工艺品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正是这批藏品使该馆和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并称为欧洲收藏中国丝路文物最丰富的四大博物馆；而4万件文献、写本和刻本残片则分别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普鲁士文化遗产协会和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期间，安置在博物馆内墙上的大型壁画由于无法移动被轰炸粉碎，而转移出去的藏品则被苏联红军控制，虽然1978年苏联交回了部分文物，但是仍有百分之二十的藏品留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