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安思远与中国铜镜收藏的六十年
- 时间: 2013-05-16 10:31
- 作者: 李晶晶
安思远(Robert H.Ellsworth)是个美国人，可他的英文名字远不如中文名字被人熟知，兴许这和他60多年来一直经营中国古董有关。他最成功的一单生意，应该是2003年以450万美元价格出售宋拓王羲之《淳化阁帖》给上海博物馆，轰动一时。关于“安思远”这个名字，据说是在耶鲁大学学习中文时，指导他晚清书画研究的学者兼收藏家王方宇给起的。王方宇发现这个年轻人在课堂上总是一副思绪万千的样子，于是便有了“安思远”。安思远的祖上做过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州长，父亲是著名牙科医生，母亲是歌剧演员。他的收藏是从收集中国邮票开始的，这是上一代年轻人所热衷的业余爱好。
1948年，19岁的安思远在一家经营亚洲艺术品的画廊工作，他得到了古董商爱丽丝·庞耐(Alice Boney，1901～1988)的赏识，有机会去了解中国陶瓷、家具和绘画等，以及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艺术。庞耐是与卢芹斋(C.T.Loo)、戴润斋(J.T.Tai)等人同时代齐名的纽约重量级古董商，可以说她是美国第二代中国通的关键人物。曾有人评价说：“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也许这话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在国际艺术收藏界，谈到庞耐是众人皆知，尤其是她在东方、中国美术上的专长，令许多晚辈尊敬与佩服。庞耐还为安思远引荐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Alan Priest)，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先驱人物之一。看似不经意的每一步，实则为安思远的今后发展埋下了伏笔。
是年，安思远买进了他的第一方铜镜。“那时没有人对铜镜感兴趣，价格也因此很具吸引力。”安思远回忆着，“我认为铜镜的工艺相当精致，小巧的体积便于收藏和研究。铜镜在拥有功能性的同时，其抽象的几何图案或优美的人物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虽然那时的参考资料和书籍非常少，但是安思远仍然被铜镜独一无二的品质和美感所吸引。在收藏之初，安思远一定很难理解中国1000多年前，盛唐的皇帝李世民说出的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中国文化总是蕴含哲理，铜镜被赋予了观今鉴古的能力。这对西方人来说，不是易事。
关于铜镜之美的精髓，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有过精辟的解读：“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中国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安思远有一方唐代犀牛花卉纹葵花镜，犀牛对视，衬以工整的折枝花草，翎毛昆虫。中国自古以来视犀牛为神物。纹饰中有一别开生面的元素：抛光镜面刻有一尊持钵端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
罗覃(Dr.Thomas Lawton)是前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暨赛克勒美术馆馆长，他说：“铜镜学的发展较为滞后，而这门学科最耐人寻味的，便是专家学者竟然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开有关铜镜起源及各地流派的诸多疑团，事实证明，铜镜起源之早与风格之繁，远远超乎史籍所载。”
中国铜镜鉴藏学的重大变革开始于20世纪初，当时开始了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产生了一批断代更为准确的出土铜镜，使专家学者得以在清晰可靠的框架内考证铜镜的演变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常着眼于断代更迭的重要性及地区风格的差异，而此前中国的铜镜知识最多以宋代和清代宫廷珍藏的图录文献为依据。年代最早的是《宣和博古图录》，据称由王黼在公元1107至1123年间编纂，书中收录了宋徽宗在位期间，北宋都城开封府宣和殿庋藏的青铜器物。据记载，徽宗对这些珍藏躬亲过问，对如何解读器身铭文时有见解。
安思远有一面极为稀有的规矩纹大铜镜，这是西汉末年或新朝铸铜技术的绝佳例子。在器表外侧宽沿一道窄边内，铭刻三十三字道家真言：“下除作镜真大巧，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食澧泉，贺交龙，乘浮云，君宜官，保子孙兮云。”两汉是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均有出土，数量多，分布广。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也出土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期倭女王(今日本)遣使到中国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铜镜在汉代成为周边国家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中国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这个时期的铜镜以圆形为主，钮多为半圆形，也出现了一些伏兽形钮。常见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规矩草叶、规矩蟠螭纹、百乳纹、四乳四虺等。汉代铜镜上开始大量出现铭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
《宣和博古图录》的体例以李公麟编纂的《考古图》为依据，李公麟本身为知名画家，《考古图》收录了他珍藏的古玉和青铜器，以及耳闻目睹的历代文物，书中绘图皆出自其手。然而朝代更迭，社会动乱，佚失、破损的古青铜器珍品不知其数，《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录》所记载的青铜陶器迄今无一传世。公元1126年，金人挥军直入开封，将宫中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其后有些珍藏流落江南，部分则辗转散落至金与宋在南方接壤的贸易站。据载，当时一人名叫毕良史，颇具眼力，他在安徽盱眙一个市集购入15件青铜器，他先拓制铭文，确定其中8件为徽宗旧藏后，即进献南宋开国君主宋高宗。毕氏凭借买卖古董字画的才能，在朝中大受赏识，时人谑称为“毕古董”。
至1749年，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赦令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等为清宫珍藏青铜文物编修《西清古鉴》，并命宫中画师绘图。乾隆在序中指出，《西清古鉴》是仿《宣和博古图录》体例成书。在逐一探讨每件青铜器时，纂修者亦恪守宋代订立的青铜器分类排序方式，《西清古鉴》于1755年5月正式完书。
在安思远所藏的铜镜中，主要来源于60年代白威廉(A.W.Bahr)(1919～1957)和庞耐的收藏，以及80年代末期于香港的购买。安思远与白威廉很熟，有60多年的交情。白威廉187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10年前他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平时喜爱中国艺术，对古玉、陶瓷及绘画有所收藏，曾任上海英国皇家亚洲社中国北方分社(简称“亚洲学会”)秘书长。皇家亚洲学会成立于1788年，是英国研究亚洲的大本营。
白威廉一家1915年迁居美国，他正式踏入了艺术领域。安思远回忆道：“1959年白威廉去世后，他的女儿Edna将他的藏品移至离我住所不远的一栋房子中，然后我帮助Edna整理了囊括各种类别的收藏，其中云集了不少珍罕佳作。”
安思远有一面战国晚期的三山纹铜镜，是白威廉的旧藏。主题纹饰是三山和三兽相间环列。一兽似犬，做前视状，竖耳垂尾。两兽似鹿，做回首屈肢状，形态生动。以羽纹为地纹。山字纹是战国铜镜的特色纹饰，除三山纹镜外，还有四山、五山、六山字纹镜。在1937年前后，学者高本汉与梅原末治就此件铜镜还曾有过一番来源之辩。
今年春天，安思远将自己珍藏的70面铜镜交与纽约佳士得进行拍卖。这些铜镜跨越1800年，上至战国，下至明代，无一不见证了华夏民族的辉煌成就。罗覃由此感言：“安思远收藏中国铜镜始于60年前，遥想当年，若要为早期作品断代，或划分诸多藏品的地域风格，可以参考的中、日和西方文献实在寥寥可数，铜镜的收藏也无人问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随着东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发表，我们不得不钦佩安思远鉴藏这批中国铜镜的超凡眼光。”
1948年，19岁的安思远在一家经营亚洲艺术品的画廊工作，他得到了古董商爱丽丝·庞耐(Alice Boney，1901～1988)的赏识，有机会去了解中国陶瓷、家具和绘画等，以及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艺术。庞耐是与卢芹斋(C.T.Loo)、戴润斋(J.T.Tai)等人同时代齐名的纽约重量级古董商，可以说她是美国第二代中国通的关键人物。曾有人评价说：“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也许这话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在国际艺术收藏界，谈到庞耐是众人皆知，尤其是她在东方、中国美术上的专长，令许多晚辈尊敬与佩服。庞耐还为安思远引荐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Alan Priest)，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先驱人物之一。看似不经意的每一步，实则为安思远的今后发展埋下了伏笔。
是年，安思远买进了他的第一方铜镜。“那时没有人对铜镜感兴趣，价格也因此很具吸引力。”安思远回忆着，“我认为铜镜的工艺相当精致，小巧的体积便于收藏和研究。铜镜在拥有功能性的同时，其抽象的几何图案或优美的人物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虽然那时的参考资料和书籍非常少，但是安思远仍然被铜镜独一无二的品质和美感所吸引。在收藏之初，安思远一定很难理解中国1000多年前，盛唐的皇帝李世民说出的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中国文化总是蕴含哲理，铜镜被赋予了观今鉴古的能力。这对西方人来说，不是易事。
关于铜镜之美的精髓，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有过精辟的解读：“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中国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安思远有一方唐代犀牛花卉纹葵花镜，犀牛对视，衬以工整的折枝花草，翎毛昆虫。中国自古以来视犀牛为神物。纹饰中有一别开生面的元素：抛光镜面刻有一尊持钵端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
罗覃(Dr.Thomas Lawton)是前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暨赛克勒美术馆馆长，他说：“铜镜学的发展较为滞后，而这门学科最耐人寻味的，便是专家学者竟然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开有关铜镜起源及各地流派的诸多疑团，事实证明，铜镜起源之早与风格之繁，远远超乎史籍所载。”
中国铜镜鉴藏学的重大变革开始于20世纪初，当时开始了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产生了一批断代更为准确的出土铜镜，使专家学者得以在清晰可靠的框架内考证铜镜的演变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常着眼于断代更迭的重要性及地区风格的差异，而此前中国的铜镜知识最多以宋代和清代宫廷珍藏的图录文献为依据。年代最早的是《宣和博古图录》，据称由王黼在公元1107至1123年间编纂，书中收录了宋徽宗在位期间，北宋都城开封府宣和殿庋藏的青铜器物。据记载，徽宗对这些珍藏躬亲过问，对如何解读器身铭文时有见解。
安思远有一面极为稀有的规矩纹大铜镜，这是西汉末年或新朝铸铜技术的绝佳例子。在器表外侧宽沿一道窄边内，铭刻三十三字道家真言：“下除作镜真大巧，上太山，见神人，食玉英，食澧泉，贺交龙，乘浮云，君宜官，保子孙兮云。”两汉是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均有出土，数量多，分布广。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也出土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期倭女王(今日本)遣使到中国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铜镜在汉代成为周边国家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中国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这个时期的铜镜以圆形为主，钮多为半圆形，也出现了一些伏兽形钮。常见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规矩草叶、规矩蟠螭纹、百乳纹、四乳四虺等。汉代铜镜上开始大量出现铭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
《宣和博古图录》的体例以李公麟编纂的《考古图》为依据，李公麟本身为知名画家，《考古图》收录了他珍藏的古玉和青铜器，以及耳闻目睹的历代文物，书中绘图皆出自其手。然而朝代更迭，社会动乱，佚失、破损的古青铜器珍品不知其数，《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录》所记载的青铜陶器迄今无一传世。公元1126年，金人挥军直入开封，将宫中奇珍异宝洗劫一空。其后有些珍藏流落江南，部分则辗转散落至金与宋在南方接壤的贸易站。据载，当时一人名叫毕良史，颇具眼力，他在安徽盱眙一个市集购入15件青铜器，他先拓制铭文，确定其中8件为徽宗旧藏后，即进献南宋开国君主宋高宗。毕氏凭借买卖古董字画的才能，在朝中大受赏识，时人谑称为“毕古董”。
至1749年，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赦令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等为清宫珍藏青铜文物编修《西清古鉴》，并命宫中画师绘图。乾隆在序中指出，《西清古鉴》是仿《宣和博古图录》体例成书。在逐一探讨每件青铜器时，纂修者亦恪守宋代订立的青铜器分类排序方式，《西清古鉴》于1755年5月正式完书。
在安思远所藏的铜镜中，主要来源于60年代白威廉(A.W.Bahr)(1919～1957)和庞耐的收藏，以及80年代末期于香港的购买。安思远与白威廉很熟，有60多年的交情。白威廉187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10年前他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平时喜爱中国艺术，对古玉、陶瓷及绘画有所收藏，曾任上海英国皇家亚洲社中国北方分社(简称“亚洲学会”)秘书长。皇家亚洲学会成立于1788年，是英国研究亚洲的大本营。
白威廉一家1915年迁居美国，他正式踏入了艺术领域。安思远回忆道：“1959年白威廉去世后，他的女儿Edna将他的藏品移至离我住所不远的一栋房子中，然后我帮助Edna整理了囊括各种类别的收藏，其中云集了不少珍罕佳作。”
安思远有一面战国晚期的三山纹铜镜，是白威廉的旧藏。主题纹饰是三山和三兽相间环列。一兽似犬，做前视状，竖耳垂尾。两兽似鹿，做回首屈肢状，形态生动。以羽纹为地纹。山字纹是战国铜镜的特色纹饰，除三山纹镜外，还有四山、五山、六山字纹镜。在1937年前后，学者高本汉与梅原末治就此件铜镜还曾有过一番来源之辩。
今年春天，安思远将自己珍藏的70面铜镜交与纽约佳士得进行拍卖。这些铜镜跨越1800年，上至战国，下至明代，无一不见证了华夏民族的辉煌成就。罗覃由此感言：“安思远收藏中国铜镜始于60年前，遥想当年，若要为早期作品断代，或划分诸多藏品的地域风格，可以参考的中、日和西方文献实在寥寥可数，铜镜的收藏也无人问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随着东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发表，我们不得不钦佩安思远鉴藏这批中国铜镜的超凡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