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在这些自然条件各不相同的地区内，人们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发展出各种适合当地的居住形式。

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肥沃的黄土层既厚且松，能用简陋的工具从事耕作，因此，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发展农业，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当时这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人们选择靠近水源的平坦台地，搭建房屋作为栖身之所。

根据考古资料，当时母系氏族社会房屋有很多形式，有的是半地穴居，也就是在地面挖一个浅土坑，利用坑壁做墙，然后在坑口搭建屋顶；有的则是全部在地上建造。但无论哪一种，墙壁都很矮，最高的也不过1 米左右。墙芯是木棍草绳编扎的篱笆，然后在篱笆的两侧抹黄泥。墙壁的上部向外倾斜，上面接着屋顶。有趣的是，房屋的门并不是开在矮墙上的，而是开在屋顶上，其原因是墙太矮，所以只能如此。由于当时的房子十分低矮，因此只有中间的部位因屋顶较高，人在里面可以直起腰，在房屋其他地方活动则只能弓腰。房屋的平面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都很狭小，只能容纳三四人居住。如果房屋较大，里面还设置若干柱子支撑较大的屋顶。

当时一般的村落里通常会有几座较大的房子，四周则是许多座小房子。大房子每边长约10 多米，入口处还有一个长约四五米、带有人字形屋顶的信道。大房子是男性、婚龄前的女性和超过生育期的女性集体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也是族群祭祀神明的地方。大房子的中心是火塘，也是族群的大食堂，小房子则分配给育龄妇女每人一座，每到晚上，小房子的女主人便会叫她的意中男子来同居。小房子的门都朝向中央的大房子，以方便族群之间联系。

原始住宅使用柱子是住宅技术的一大进步。黄河流域的住宅从半穴居阶段的承重木柱开始，柱子的功能不断分工，逐渐演化出檐柱、墙柱、中柱等，梁也逐渐演化出了横梁、斜梁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后期的住宅，室内已经有两个类似山墙形状的梁架，这就是后来三开间民居的雏形。

商代的民居虽然还部分保留半地穴居式的特点，但随着木制工具的发展，人们已经用版筑的方式夯制土墙，因此，民居建筑的高度也随之增加，住起来也较为舒适。当时室内铺席，人们坐于席上，而且已经有了床、案等家具。西周至春秋时代，人们发明了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人们还建起了有门、有塾、有院、有堂的院落型住宅。

汉代是住宅形式比较繁多的一个朝代。住宅屋顶的形式更加多样，楼层也越来越高，木结构的形式也更加复杂。当时的住宅已经有了回廊、阳台，附属建筑还包括功能各不相同的车房、马厩、库房、牲口房、奴婢住房等。当时甚至还有为防御而设置的坞堡，为观赏而修建的园林。汉代的这种高楼式住宅到后来反而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地震容易倒塌，二是森林不断被砍伐，建筑木料越来越不容易取得。

唐、宋、元、明、清几代，中国的院落式居民已经定型。过去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譬如明代的《舆服志四·室屋制度》就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院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祠堂。”“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尽管在历史上，有不少高官、富商、地主并不完全遵守这些规定，但这些规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居形式的发展。

目前中国传统民居形式绝大部分都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另外像窑洞和干栏式民居，则是从新石器时代保留下来的原始居住方式，尽管历史上也有些发展，但其最基本的形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总之，民居是建筑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是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紧密联系的。中国民居之所以像久酿的陈醪，越品越香，就是因为民居的内涵不是通过简单的测量和绘图就可以完全捕捉到的。和官式建筑相比，民居的结构十分简单；和欧洲的洋房相比，中国民居显得过于古朴。但是这丝毫都不影响中国民居的文化价值。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所综合形成的复杂的民风、民俗，构成了中国民居文化的深厚基础。

厅堂是中国传统民居的中心，是民居建筑中最高大宽敞、装饰得最好的空间。家庭的庆祝活动大都集中在自家厅堂举行。在厅堂中祀神祭祖是春节家庭庆祝活动的重点。

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魂气归于天为阳，而形魄归于地为阴。死去的先人精神仍然存在，并依世俗生活方式存在于鬼神世界。神鬼与活人一样有衣、食、住、行之需，阳间后人应负责供应过世先人的物质需求。只有满足了过世先人的需求，才会得到保佑。假如祭祀物质十分丰富，祖先还可将多余物质与其他神明分享，使神明庇荫后代得福、得财、得运。

安放祖宗牌位的神龛下方的案桌或大几条上，人们喜爱摆放一些器物作为装饰。有些人家喜欢利用谐音摆放物件，获取心理上的满足。如左（东）侧摆一只花瓶，右（西）侧摆放一面镜子，取“平”（瓶）“静”（镜）之意。显贵第宅的厅堂几案摆放的通常是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的古玩，往往是主人煞费苦心寻觅，重金置办的珍品。

民居院落是家庭内部的开敞空间，有严格的私密性，但同时又在“上天的完全监视”之下。春节期间在院落中举行的活动都是家庭性的。江苏一带，除夕夜有在院内画米囤的习俗：用石灰粉在地上画上粮食囤，周围画上戟矢或元宝的形状以祈年禳灾。

有些地区在除夕夜举行“跳火”：在庭院中燃起火，把旧扫帚丢到火里烧掉，象征除旧迎新。妇女要把催尘杆上的绑扎用品丢在火里一起烧掉。“催尘杆”是腊月廿四前后用甘蔗叶或稻草在长竹竿上绑扎，拂扫房梁上灰尘的用具，烧了之后便意味着彻底除旧，然后阖家老少口中念着“今年好过年”，再依长幼之序挨个跳过火堆。之后再将取暖用的小烘炉和火笼拿来，置炭火于其中取暖。口中念“夹金又夹银，新年都有春（存）”等吉祥语，再拿回卧室，小烘炉藏床下，火笼置床上，据说能祛魈驱祟。

卧室是居民建筑中的重要休息场所，但由于传统上重礼教轻功能的考量，人们把民居中最好的空间留给了厅堂，卧室往往位于东西厢房。新年时，卧室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床面铺上新被褥。卧室中也张贴年画，作为新年装饰。供家庭张贴的木版年画在在宋代就出现了，分单色和套色两种。明末清初时，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多样化的需求，又出现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和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著名的年画制作中心，每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总的说来，其特点就是：木刻水印、线条简单、色彩强烈、画面热闹。新年时贴上新的年画，既有喜庆气氛，又使卧室墙面有了新鲜感。

除夕夜守岁时，家中各室均燃灯，通宵不灭，叫“点岁灯”。燃灯、放炮的典故都是为了驱鬼。新年伊始，能将“厉鬼”阻吓于门外，就能保证新的一年阖家平安。

通宵点灯，也使卧室气氛更加温馨。有的地区将点“岁灯”的时间延长到正月初五。“岁灯”的摆放地点也很多，屋柱角、床下、桌下、窗下通常家里并没有这么多灯，就用胡萝卜切段为灯盘，插上小蜡烛。有的地区用花馍做成灯台，里面放菜籽油，用细棉绳线做灯芯；用毕后，花馍被烤成脆馍，颜色金黄，非常可口。

过去没有玻璃，窗上贴的都是窗纸。除夕时，窗纸要贴上窗花。窗花以红纸剪成，图案多为蝙蝠、麋鹿、喜鹊，寓意“福、禄、寿、喜”。厨房也是新年庆祝活动的地点之一。旧时的厨房除炉灶外，要堆柴草、储粮食、摆水缸，因而空间不小。在厨房卜年是四川东部的习俗：大伙在除夕夜人静时掏净炉灰，安上铁锅，将锅内仔细擦抹得干干净净，盖上锅盖。年初一在打开锅盖看，看看锅里有没有多出器物，以出现器物的种类和多寡来占卜这一年的时运和收成。

迎新灶则是普遍流行的风俗。人们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行当都有一种神掌管，掌管厨房的神仙就是灶王爷。每年的腊月廿三或廿四日，要烧掉旧的灶王爷画像，表示送其回府，成为“祭灶”或“辞灶”。除夕夜时，再于厨房准备香灯、点燃楮锭，于厨房门口放鞭炮，叫“接灶”。随即郑重贴上新的灶王爷像，神像两侧还贴上“上天言好事，回地报平安”之类的对联。贴好了神像，还要继续焚香、燃烛，有的地区还以米粉丸祭灶神，直至正月初五。

除了在厨房中布置灶王爷神像，北方有的地区在厨房水缸旁墙上贴“缸鱼”的年画。画中心是一条金鳞的黑鲤鱼，背景为深绿色，有的还画上荷花：如此当打开水缸盖时，水面便会映射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缸水的微波，使人感到鱼在水中游动，构思巧妙。人们借“鱼”和（余）同音，寄托“年年有余”的愿望。

有些南方地区在除夕夜时，将水缸盛满水，又将米团制成的元宝、如意年糕和一碗堆尖的饭放入米缸；水缸、米缸外面都贴上“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红纸，称为“缸缸满、瓮瓮满、满米缸”。等到正月初五，再开米缸观察米饭，假如碗中见水，意味着新岁多雨；假如米饭变干，则预示着新岁多晴天。

大门在中国民居中有相当大的作用。旧时只要瞧瞧大门，就知主人的身份地位：有钱有势的人总是铺张挥霍地修建大门，而贫苦人家则尽全力使大门不显寒碜。

大门是家庭的防御重点，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防鬼”。人们相信人死为鬼，要在地府受阎罗王审判，并依前世的修功造孽而决定超生轮回或打进地狱受罚。打入地狱的鬼代表人性恶的一面，又因鬼已通过鬼门关，其超能秉赋又为人间灾祸的源头。相传除夕和年初一是鬼的活动的高峰期。鬼和人相比，能量要大的多，但它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惧怕的事物。传统民居有完整的“御鬼安全系统”如大门上有铺首，做成神兽的面貌，鬼见了就想到阎罗王的武士，马上吓跑。为加强御鬼的能力，春节前夕门上还要贴桃符或门神，对厉鬼来说等于加派重兵防守。为防万一，门内还有影壁或屏门等设施，可将厉鬼完全阻挡在门外。

同时，人们又要欢迎“神明”进驻，所以大门的喜庆装饰又特别多。鬼并非都是坏的，因为人都会死，长辈亲人死后也会成鬼，都将转为祖灵。春节期间，大门的喜庆色彩特别的重，张灯结彩，春联门钱，一方面是为了讨好神明和自家的祖灵，同时也为节日喜庆增色，并向四邻炫耀。

春联的起源于悬挂桃符，先民相信鬼怕桃木，《战国策·齐策》即有“桃梗”的记载。据《山海经》描述，皇帝曾立大桃人以御凶。普通人家立不起大桃人，只有用桃木做成宽约一寸，长七八寸的桃板，悬两块在门上，并书写神荼、郁垒二神之名以保平安。五代时，后蜀地区开始流行于桃符板上写联语，至明代则以纸代桃板，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春联。所以，民居的春联不仅是喜庆装饰，也是威吓鬼怪的镇邪之物。

在门楣上张贴门签作为吉祥装饰物的风俗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门签的数量还与家长年龄有关。清代的门签多以红纸或彩纸剪刻，吉祥语镌于其上。门签又叫“挂千”、“挂签”、“挂钱”。一般门签长一尺宽七寸有余，四周镌有图案，一个门签上写一个字，组成“五谷丰登”、“吉祥有余”之类的吉祥话，门签的下面呈穗状。若是门上贴了五张，中间多是“寿”或“福”字。

旧时的春节，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传统的建筑空间为传统庆祝活动提供了适当场所，而传统庆祝活动又充分突显出传统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的空间功能，彼此相得益彰。因此，传统民居是和旧时的生活方式融洽无间的。

民居不是简单的住宅概念，民居是被民俗禁忌等因素综合以后产生的住宅，除了住宅的建筑结构和技术成分外，民俗和禁忌对民居宅制模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们的生活单位是家庭，旧时人们聚族而居，宗法伦理是无形的支配力量，为使家族能不忘先祖，各地都有一些村落规划方面对宗祠地位优先考虑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写进族谱或成为乡规民约，既是防止某些家族成员违规，同时也避免家族中产生矛盾。

譬如，“宫前祖厝后”是金门县一带村落建设的配套禁忌。宫是指寺、庙、观等祈神的建筑，而祖是指祠堂祭祖的建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寺、庙、观等建筑的前面或祠堂建筑的后面，不能紧靠着再建民居。这个禁忌和金门的小环境有关，金门岛上坡地多，很多宗祠设在村落的最后方，也是最高处，背后再建民居，势必影响其背景的效果，破坏风水环境。而寺、庙、观的前面保留一个小广场，能让祈祥者从一定距离外看到祭拜的建筑和神像，而当节日祈拜者多时，方便使用。

但硬性的规定总是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当村落人口发展后，扩建房屋成为必需。在此基础上变通的方法，就是宫前祖厝后，不以村为单位，而以比村低一等的房份甲头为单元，在距离太近时，建影壁来区隔。只有知道了民居是在很多方面的限制之下产生出来的住宅形式，才能进一步了解民居。

在传统民居即将消失的这个特殊时期，回顾先民利用周遭环境的有限条件，追求完美生活的奋斗精神及智慧，对于我们继承民族传统，进一步开创符合现代意识，又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新居住文化，将会很有帮助。

原文来源：王其钧, 楼庆西. 中国人住在文化里[J]. 森林与人类, 2008(6):2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