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享年91岁，字菊生，号筱斋，浙江海盐人，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

张元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思想家，商务印书馆首任董事长，张元济出版思想之成熟，出版事业之中兴虽在商务，但发轫实出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经李鸿章推荐，盛宣怀邀请，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院长），负责移译东西国政法史教典籍及管理书院具体事宜，以服务洋务事业发展、西方文化传播及公学教学。促使南洋译书院在短短四年时间中，为交通大学乃至我国整个的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交通大学编辑出版事业之源，正是一百年前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

今天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献上两篇先生早年的出版生活记载，以缅怀我们的老院长。

“庚子之后，学校渐兴，教授者苦不得适宜之教科书，君（按，夏瑞芳）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页）

“张菊生先生加入本馆后，现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高凤池《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页）

———《张元济年谱长编》

编印教科书——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

by 《书里书外》 柳和城 著

1903年初，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应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张、夏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走出官办大学堂，加入民营小出版企业（此前不久，商务还经历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反映出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 他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更为重要。 由“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本是一个思想飞跃。

1903年初，张元济就完成了这一飞跃，并主持创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除出版《历史丛书》和期刊《绣像小说》等书刊外，他即聘请高梦旦、蒋维乔等进馆，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 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令人惊叹不已！

（商务印书馆全景）

中国旧有的蒙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早已不合时宜，处于淘汰之列。 清末一些新式学堂直接采用教会所编的教科书，又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容易误人子弟。 当时有几种编得稍好的儿童教材，如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学堂编、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课本》，以故事为主，文字浅近，曾盛行一时。 但是内容陈旧，与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张元济决心自己加速译编，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他主持编纂的第一部教科书是《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上下二册。 书前张用“渉园主人”署名撰序云：

“今各省设学堂，一切规制取法泰西。学科、课程虽有损益，然大致无甚差异，盖教育公理固不能背驰也。泰西普通学科，着重舆地、历史。以吾所见，英、美历史课本不下数十种，有本国史，有本洲史，有列国史，有世界史。详略深浅，各殊其用。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

今钦定学堂章程，由大学以至小学，无不有史学一科。而大学堂复有编纂课本之议，盖亦知以上诸书（按，指《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之不宜教科矣。编纂新本，迄未颁行。商务印书馆主人辑为是编，以应急需。综阅始末，条理秩然，颇与童年脑力相合。用为课本，可使稍知古今大事。虽不能尽得读史之益训，而致之要不难。如吾所云：吾方恨少时无书可读，则生于今日者，宜如何自幸而发愤致力于是书也。”

（《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学历史，为了“欲求自存”，“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如此鲜明的教育理念，令人钦佩！ 文中还以自己少年时代为八股试帖与十三经所束缚的教训，告诫今日学童。 序文对于旧式教材的批判，一针见血！ 那时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日本编纂教科书有经验的小谷重、长尾桢太郎等人加入教科书编纂队伍，商务财力、人力大增。 自1904年初开始，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种类齐全，体例新颖，适合儿童心理，一版再版，影响极广。 内容包括国文、修身、笔算、理科、地理与习字帖等，大部分还配有“教授法”等教师用书。 据蒋维乔《鹪居日记》记载，张元济、高梦旦与蒋维乔等人采用“合议制”方式，讨论《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一起编写课文。 蒋氏日记还有“与张菊翁同编五课”的记载。《修身教科书》前几册也出自张元济的手笔。 对于“最新”系列教科书，张元济倾注了极大心血。 在一封给老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 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商务1907年的“简明”系列、1909年的“简易”系列小学教科书，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有中国历史与国文等数种。 “简明”与“简易”系列教科书，适应了当时不同学制学堂的需要，与“最新”系列同样畅销不衰。 另有一种《初等小学堂用女子国文教科书》，显然为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女学”所编。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民国后，商务“订正”版“最新”与“简明”系列各种教科书与教授法，作为过渡，风行一时。 不久，“共和国”系列教科书问世，逐渐取代了“订正”各书。 在张元济编、校的商务版教科书中，有两种比较特殊，值得一提。其一，1908年出版的《立宪国民读本》，可称政治性的教科书。 此书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张元济校订”，后又经过“订正”，发行很广，影响颇大。 本文下一节将有介绍。 其二，《英汉会话合璧》，张士一编，张元济、邝富灼校订，1912年初版，属于英语教科书范畴。

（《立宪国民读本》日版）

商务印书馆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 民国后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许多民营出版商，大都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作用不无关系。 商务自己通过教科书印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商务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成就之一，已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浓笔彩墨。 《张元济全集》第５卷“诗文”收录有：《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序》《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１至第10册《编辑大意》，《习字帖教授法》《高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节本康熙字典·小引》等；“书札”各卷一些有关教科书编纂的书札也收录无遗。 这是不错的。特别值得称道，张人凤兄在《全集》第10卷“附录”，设有《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目录》一份，著录60种教科书史料。

……

11月4日 上海光复。 “次日父亲请了一个剃头师傅来家剪辫子。父亲第一个剪。家中所有男丁皆除辫。”（《我的父亲张元济》，第15页）

12月15日 商务印书馆刊登征求革命史料广告：“革命军兴，河山光复，废君主之专制，进国民于共和……敝馆同人不揣固陋，拟于大局抵定之后，编辑全国革命史稿，以彰吾中华民国之光……凡有稿件，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革命史编辑部查收”（《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十期，广告页）

———《张元济年谱长编》

革命风暴中的商务出版物

by 《书里书外》 柳和城 著

1911年10月14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会议室座无虚席，气氛有些异常。 会议还未开始，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互相交换着关于时局的消息。

《辛亥革命纪》在秘密筹划中

武昌起义以来，上海的局势陡然紧张。 上海道张燕翼派出捕探搜捕革命党人，到处风声鹤唳。 望平街各报馆门前每天争购报纸、争阅号外的市民人山人海。 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商量了应付局势骤变的种种事宜。 今天编译所会议就是落实这些应急办法。 所长张元济主持会议，布置了哪些书籍缓排缓印，哪些部门照常运作，各部门又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后，几位骨干留下继续商量。

（武昌起义史料照片）

张元济认为，清廷气数已尽，共和将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提议将今年革命事实编成书发售。大家均表赞成，很快议决书名暂定《辛亥革命纪》，由蒋维乔等立即着手收集材料。 几天后，大家又议定将粤、鄂、川各省事件分成三册，蒋维乔编首册《广州革命纪事》及革命党人小传。 由于当时上海尚处于清军控制下，编写工作只能秘密进行，蒋维乔等人日以继夜地工作，忙到11月初终于脱稿。 此时上海已光复，可以堂堂正正地谈论革命了。1911年12月，商务编译所成立革命史编辑部，以公司及各分馆名义刊登《征求革命史料》广告。 反映这场推翻清王朝革命史实、宣传共和的图籍，从商务源源不断地诞生，流向四面八方……

（《革命党小传》）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商务立即推出《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纪》《革命党小传》和《革命文牍类编》等书，一个多月前《辛亥革命纪》的筹印计划成为现实。

……

《大革命写真画》：定格历史瞬间

正当编译所紧锣密鼓编印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时，商务决策者们又想到一个人———在印刷所照相部工作的美国摄影师施塔福。 这位1909年进馆的外籍职员，以娴熟的摄影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曾拍摄过许多反映中国政治、经济和民俗民风的照片，他还为商务引进了一套三色彩印的机器设备。

（《大革命写真画封面》）

武昌起义时，施塔福恰因公事滞留武汉，随即加入中外记者采访战事的行列。 他扛着笨重的摄影机，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拍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 由于他是外国人，可以较自由地出入于民军、清军之间。 诸如民军设在蛇山上的大炮阵地，民军向汉口挺进，清军火焚汉口民居，清军攻占大智门车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抢救伤员，黎元洪接见救护队，湖北军政府成立，等等，都为施塔福一一收入镜头。 当他接到总馆的通知，结束武汉的工作，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 正赶上上海光复战事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的种种活动，他又全力投入采访和拍摄。 被焚的道台衙门、民军攻占后的制造局、中国人剪辫子等一系列历史场景，定格在施塔福的照片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上海各界在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宁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那幅照片，已成为这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而被广泛引用。

（施塔福所拍摄的上海各界在北火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场景）

商务根据施塔福的摄影作品，又收集来其他许多中外媒体记者所拍摄记录革命中各地风云变幻的时局及各式人物照片，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两套精美的印刷品。 一套叫《大革命写真画》。 前八集于辛亥十月（1911年11月）至民国元年（1912）２月间出版，图册不胫自走，风行一时。后来又陆续编印至十四集。 每集照片40幅，分地域编选，主题鲜明。 第一、第二集全景式反映湖北革命状况，有革命元勋、清廷大臣将领肖像，军民与清军激战、汉口外国水兵守卫租界、红十字会救护队检埋战死士兵等场景。 第三集，江苏光复记事，有民军攻占南京、镇江及江宁保卫战等历史画面。 第四集浙江，第五集上海，第六集福建……另一套称《革命纪念明信片》，共300余张，分单色、彩色两种，前者每张2分，后者3分。 上述孙中山赴宁就职的珍贵留影就在其中。

（《大革命写真画》中的孙中山合影）

辛亥十月初版的几集《大革命写真画》，当月就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 那些明信片究竟发售了多少，已无法统计，现在或许在收藏者那里还能一睹其丰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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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和城，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文史学会会员。曾先后参加《藏书世家》《穆藕初年谱长编》编著，著有《张元济传》《孙毓修评传》《叶景葵年谱长编》，辑编《叶景葵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