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伦照荣 教授

（本文荣获广东省第九届师德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征文作品一等奖）

　　200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无论从左或从右读，其发音都一样。其次，过了这一年，要等到2112年才会再出现类似的年份，我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没有谁能等到那一年了，除非近年有超级长寿药物可用于临床。
　　而这一年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九月，师从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先生——江静波教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因病辞世，永远地离开了曾奋斗终身的世界！我，痛失了恩师！  
噩耗传来，我怀着悲伤的心情从加拿大Saskatoon赶去美国的佛罗里达，同时还有从美国新泽西州赶到的师弟李逸明博士。
　　追悼会上，我们追忆了先生的一生：他的坚毅、睿智、敬业、才华、风范、为人……望着师母那红肿的双眼，深深地体会到她对先生离世的悲痛与哀伤。师母与先生1945年同期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她学的是园艺学，本该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做一番事业，但婚后为了这个家，为了让孩子们健康地成长，为了能让先生更好地、无后顾之忧地做他疯狂热爱的学问，师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职照顾家庭，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她那满头银发就是岁月的见证。而作为学生的我们却从未听过师母有过半句怨言。从大学同窗，到婚后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情感，先生的离世让师母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他们的孩子们也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先生要去另一个世界了，我们陪着师母和其家人送先生最后一程。在先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仍经常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生前的教导刻骨铭心，与先生一起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
 

　　也是在2002年，十一月，我告别了居住在Saskatoon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司杰回到了江先生昔日曾经奋斗并展现出卓越才华的地方——广州中山大学，继续先生为之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领域——寄生虫学进行教学和研究。
　　选择寄生虫学作为我人生的奋斗目标并不是我一时冲动所为。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仍是众多致命寄生虫病的流行大国，其中血吸虫病、疟疾等为害甚烈，患病人数数以百万计。江先生当时是疟原虫（引起疟疾的病原体）研究的权威人士，首次发现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Plasmodium vivax multinucleatum）[1]，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尊重和关注。先生的导师，著名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不但首次发现了人兽共患线虫——广州管圆线虫（Angiotrongylus cantonensis）[2]，而且是我国血吸虫防控的国宝级人物，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对我国，特别是对广东省血吸虫病的消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于对陈心陶教授和江静波教授研究内容的吸引，是我投身寄生虫学研究的原动力。
　　事实上，我从高中开始就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植物激素“701”魔鬼般的神奇作用使我对其着迷不已。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主持了生产队两百多亩水稻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成功完成三系杂交水稻从制种到第一代杂交种子的试种，并在新型绿肥“满江红”（Azolla imbricate）的养殖中获得空前的成功。不但通过出售满江红种苗和利用满江红做绿肥显著提高水稻产量大大增加生产队的收入，而且由于成功地对满江红进行了大面积养殖和利用而成为广东省高要县的当红人物。出于对农业的热爱，我的第一志愿不是中山大学，而是当时的华南农学院（现在的华南农业大学）。进入中山大学之前，我对什么是大学一无所知，想象中的大学是宿舍成排，书籍很多，球场很大，仅此而已。大学的课程不算很难，讲义（由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等原因，大多数大学的老师自编教材，谓之讲义）内容也比较简单。因此，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教材上，而是大量阅读生物系图书馆内许多我感兴趣的书籍，如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等，也阅读了好些生物学英文的原著。尽管很吃力，但这对我顺利通过生物系研究生的预考有莫大的帮助，也对日后的学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是个幸运儿，1977年搭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动物学。在读大三（1979年）的上学期，国家因急需发展研究生教育，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在读的大三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由于当时生物学系在读学生报考研究生人数很多，系主任张宏达教授安排了预试（英文翻译），结果淘汰了大部分报考同学，而我成为了生物学系七六级考生中唯一考取研究生的在读本科生（七六年因领袖逝世，全国大专招生停止半年，我们是七七年三月才入学的），也成为许多生物学系老师如庞义、黄学林、周世宁、杨平均、关永全、吴伟雄和陈润正等老师的研究生同学。那年暑假前，我得知被生物学系录取为江静波教授的研究生，看到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于是暑假期间，在老家广东高要永安新围乡（现属肇庆鼎湖区），专门到稻田水沟中抓了不少中国水蛇和铅色水蛇，并在它们的血液中发现大量锥虫。随后在江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才将它们定为锥虫新种，并分别在1985年1月和4月发表在《动物分类学报》[3,4]，这是后话了。
　　刚成为江静波教授的研究生时，学习的过程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七九年九月入学后，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求我将Julius P. Kreier主编的1977年由Academic Press 出版的Parasitic Protozoa (寄生原虫)I到IV本[5]，特别是第三本（主要内容是孢子虫）通读并充分了解。这对一个不足三年英文学习时间的我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压力。要知道，这四本书的内容是当时全球从事寄生原虫领域的顶尖学者撰写的，从变形虫、鞭毛虫、纤毛虫到孢子虫的形态、电镜、分类、生活史、宿主特异性、致病性、流行病、治疗和生化等，应有尽有。正是先生给了我这个任务，成就了我日后在寄生原虫国际学术交流中畅通无阻的本领。（可惜，我的学生中至今无人乐意通读这套书的第二版）。也由于我全面阅读过《寄生原虫》这四本原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与来访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动物学系系主任Sherwin S. Desser教授（他日后成为我博士后的导师），英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E.U. Canning教授，R.S.Bray和R.E. Siden博士的交流中有了一致的话题。他们也对我这个先生的学生能有如此全面的寄生原虫学知识感到十分的惊讶。
　　江先生布置的第二个任务属技术性任务，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1）蚯蚓血管、神经和消化系统的标本制作；（2）草履虫的培养和接合生殖的标本制作；（3）大变形虫的分离、培养和标本制作。任务(1)和(2)没有太大的困难，用心加细心就可以了。任务(3)就考人智慧了，原来如何真实地在标本中展示出变形虫流动多变的自然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制作一张理想的变形虫标本，必须要在其生活状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固定。但是，这小小肉肉的家伙一遇到如温度，酸碱度或震动等环境的变化，瞬间会收缩成团，暂时失去其伪足伸展的自然状态，无法得到其庐山真面目。屡试屡败的感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要不是教研室陈如作教授的提醒，我这一任务恐怕无法按时完成。原来，想让变形虫虫体固定时仍保持原样，需用“冷水煮青蛙”的独门秘诀。在体视显微镜下，看着那些小虫虫，慢慢地加入麻醉剂，让其在不知不觉中被麻醉，然后再进行深度固定。看来，任何工作要获得先生的首肯，绝不是件可以敷衍了事的活儿。呈交任务时，先生很是满意。后来在与先生出差的旅途交谈中才知道，他当陈心陶教授的研究生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最大区别是后者的学习和工作自由度远高于前者。因此，拥有良好的自控力，独立思维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是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江先生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基本上没有固定的题目，只要是寄生原虫就可以。1978年入学的两位师长兄：李道生先生选择了爬行动物的血孢子虫作为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内容[6,7]；而廖家遗先生则研究蝙蝠血液中的锥虫[8,9]。基于当时的条件，他们分别选择了研究在灰鼠蛇和大黄蝠发现的血簇虫和锥虫的生活史，蚊子和臭虫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研究这些寄生原虫传播媒介的绝好材料。他们的工作应该是国内学者没有人涉足的内容。先生对两人的工作很是满意，所以硕士毕业后都留在研究室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
　　当我向先生请求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时，他再次明确地告诉我，只要是寄生原虫，什么都可以。本来我可以向我的两个师长学习，将我之前在蛇中发现的锥虫作为我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然而，经过仔细的考虑，感觉到蛇锥虫不是一个理想的研究材料。首先，经济意义不大，而且模型不易建立，别人重复的机会太低。但是，我对锥虫又特别感兴趣。经过大量阅读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包括我国南方多个省份）都有流行的伊氏锥虫（Trypanosoma evansi）是个不错的研究对象。原因主要有：（1）分布广泛；（2）可以感染除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材料容易获得；（3）在畜牧业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仍然处于集体所有制体制，生产资料属国家的，耕牛等家畜集中粗管，家畜伊氏锥虫感染在南方诸省十分严重；（4）有良好的动物模型，包括大鼠、小鼠和兔等，实验结果可以在任何实验室重复；（5）国内外研究人员众多，影响力较大。我将研究计划与先生商量，他很赞同，并希望我在这一领域好好努力，有所建树。事实上，江先生也曾接触过伊氏锥虫。据先生说，解放初期，由于南下的解放军有大量军马急性死亡，他被请去找原因，结果在叮咬马匹的厩蝇中发现了锥虫，也在马血中找到大量的锥虫，证明军马死亡是由于锥虫感染引起的。后来经过综合防治，军马死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得到先生的鼓励，八零年五月我从华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陈淑玉教授、上海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的郑韧坚、沈杰研究员、云南省家畜兽医研究所和广东省高州县兽医站等单位引进了多个伊氏锥虫虫株，正式开展对非洲锥虫的研究。这一做，动物锥虫便成为我终生的研究方向。
　　在原岭南大学执教的陈心陶教授的众弟子中，江先生和徐秉锟教授是其最出色的两个门徒。两人都提前毕业，获硕士学位并被选为婓陶斐励学会会员（即金锁匙奖）。据江先生介绍，为了避免学术上的冲突，陈心陶先生建议徐教授在蠕虫方面发展，江先生则主攻寄生原虫。所以，日后中山医学院（后更名为中山医科大学，2000年再整合到中山大学）的团队主要研究吸虫和线虫；中山大学的团队则主要集中于寄生原虫的研究，直到如今，这充分体现出陈心陶教授当年的前瞻和智慧。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是先生在疟原虫研究的鼎盛时期，发现中国的间日疟具有多核型，并命名为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1]；利用灵长类动物-猕猴做动物模型，通过换血方法研究人的恶性疟原虫在经输入人血的猴体内的发育情况[10]；与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教授及香港罗氏远东基金会（Roche Far East Research Foundation，Hong Kong）的Keith Arnold 博士合作，比较研究甲氟喹和青蒿素的抗疟原虫的活性，其研究成果于1982年发表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11]，成为不朽之作，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在他所有的弟子中，至今仍没有人在该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虽然我在该刊的子刊—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柳叶刀—传染病）发表过数篇有关寄生虫、细菌和病毒方面的论文[12-15]，但要成功进入母刊“柳叶刀”，仍需做更多的努力。
　　江先生在陈心陶教授名下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从事的研究并不是他后来喜爱的疟原虫，而是吸虫。据先生说，为了准确地观察到吸虫的排卵时间，他索性把感染了吸虫的鸭子养在他的床底下，以便及时收集鸭子的粪便；其研究精神可见一斑。
　　在我的眼中，先生对疟原虫的兴趣胜过任何其他寄生原虫。但是，他却努力为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学习国际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寻找和创造机会。他提出的请进来远大于走出去的有益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事实上，上世纪的1977年，江先生就接待了以洛克菲勒大学教授、第一位将恶性疟原虫体外培养成功的W.Trage教授为副团长的美国热带病访华代表团，1988年邀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著名锥虫生物学专家、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教授K. Vickerman来华讲学。从1985年开始，江先生便与国际著名疟原虫超微结构专家，美国俄亥俄州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M. Aikawa合作，研究青蒿素对猪尾猴疟原虫（Plasmodium inui）的作用，发现青蒿素对疟原虫线粒体的结构有明显的破坏作用,提出线粒体可能是青蒿素作用的靶点，但机理不详，结果发表在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16]。青蒿素对疟原虫作用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青蒿素主要是在与疟原虫消化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产生的亚铁血红素作用生成大量自由基，从而破坏疟原虫的基因、蛋白及细胞器结构，导致疟原虫死亡[17]。这些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江先生和M.Aikawa教授他们的发现。在休眠体的研究中，先生主要与英帝国理工学院的R.S. Bray, E.U. Canning, R.E. Sinden博士，和首先发现疟原虫休眠体的美国Gillis W. Long 麻风病研究中心（Gillis W. Long Hansen's Disease Center，LA）的W.A. Krotoski教授合作从事药物对食蟹猴疟原虫（P.cynomolgi）休眠体的作用，与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院的P. Millet和I. Landau博士合作研究疟原虫红外期体外培养的研究，是当时国内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是我国最早与国际同行进行寄生原虫合作的学者之一。我有幸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这两项工作。我们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英国皇家热带医学和卫生学会会刊[18]，法国的寄生虫学杂志[19]和瑞士的Acta Tropica[20]。上述这些欧美学者都亲自来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江静波教授的寄生虫学研究室进行过合作。
　　江先生非常敬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RFS）P.C.C. Garhnam教授。Garhnam教授一生致力于人和动物寄生原虫的研究，在国际原虫研究上享有盛誉，是发现灵长类疟原虫红外期的两位学者之一[21]。为此，江先生在Garhnam教授81岁生日那年特意精心地为他组织出版了一本名为“Malaria and other Protozoal Infections”的论文集[22]，作为礼物赠送给世界著名相关学者和图书馆，并由我负责收集所有的通讯地址并无偿邮寄给他们(基本是海运，航空邮寄太贵)。先生希望尽量有质量好的信封，所以托亲友在香港买了两百个回来。恰好，我有一台打字机，可打英文地址，最后非常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1982年的年中，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江先生还没有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所以我没有直接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三年后才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博士学习期间，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攻读寄生原虫学。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与瑞士热带医学研究所的Reto Brun博士有过多次的通讯往来。他是布氏锥虫抗药性分析、药物开发、血流型和昆虫型体外培养的专家，曾开发出布氏锥虫血流型转化成前循环型高效培养基HDM-79。由于当时国内科研条件较差（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刚起步），Brun博士发明的培养基在国内无法买到。于是，我只好直接写信给他请求帮助。也许与Reto有缘，他不但托人从瑞士将1000毫升培养基而且还附有足够配1000毫升培养基用的胎牛血清一同带到北京，再由我北京的朋友转带到广州。这些培养基对我博士论文中涉及的布氏锥虫前循环型的培养起到关键作用，也为我博士毕业后到他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奠定了关键基础。
 

　　作为江先生的弟子，我对自己始终秉承先生意愿，没有脱离恩师的研究方向感到自豪，更没有辜负入学时先生对我的期望，在寄生原虫特别是锥虫和弓形虫研究上获得了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在国内，首先建立伊氏锥虫的体外培养[23]，1990年与世界著名锥虫权威、英皇钦定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格拉斯哥大学的Keith  Vickerman教授共同发表有关伊氏锥虫的多核现象[24]；1999年基于大量事实，提出伊氏锥虫应起源于马媾疫锥虫新观点[25,26]；2015年提出伊氏锥虫是布氏锥虫的恶性化虫株[27]，并应邀到美国科学院作相关的学术报告，同年当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副理事长；2018年11月当选亚洲原生动物学会理事长。此外，我也秉承先生的思想，与国内外学者广泛合作，不但在中山大学第一次主办了“中国原生动物学会代表大会”（2017年），还主办了亚洲原生动物学大会和两届“原生动物多样性和进化”的国际会议（2017，2018）。自2002回中大以来，应邀访问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捷克、瑞士、加拿大、新加坡、希腊、韩国、澳大利亚、肯尼亚、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并与英、美、日、澳大利亚、泰国、捷克和法国等学者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长期应邀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动物健康组织（OIE）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科学顾问。担任国际经典寄生虫学刊物Parasitology、Experimental Parasitology和Parasitology Research的编委。我想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对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的。目前，我们正努力研究究竟是什么基因影响布氏锥虫的恶性化，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给学界一个明确的答案。

　　自1979年9月入江先生的门下到1990年5月离开中山大学去瑞士巴塞尔（Basel）的瑞士热带医学研究所（Swiss Tropical Institute, Basel）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十多年里，我曾多次随先生出差，旅途中，先生与我无话不谈，我们也经历了不少趣事，更使我了解先生的做人准则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
　　1984年的深秋，我陪同先生经上海出差南京，由于列车晚点（当时列车正点经常被笑为不正常），原本晚上7点半应该到站，凌晨一点多才到；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徐麟鹤教授派来接车的人由于列车晚点太久，没能等到我们；我们也不敢打扰徐教授，因为我们不确定徐教授是否为我们预订了住房，于是直接打车到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酒店——锦江饭店求宿。先生的打扮俨然如从海外回国探亲的华侨，挺直的西装，领带，时尚的皮鞋，外加围巾和一顶绒帽，还有那副金色框架的眼镜，没有人相信他是国内高校的教授。出租车司机顺利地把我们带到了酒店，下车后服务员热情地帮我们将行李带到前台准备办理入住手续。可没想到，这是一间涉外酒店，只给持外国护照的客人入住。当前台服务员礼貌地要求我们出示护照的时候，我们如实而告，并请他们可以通融。但是，那时的上海还没有真正的开放，规矩严明，国人绝不可能入住涉外酒店的，所以任凭我对服务员说，我们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老师，这位是江静波教授，归国华侨，因列车晚点，想在酒店住一个晚上，江先生也彬彬有礼地向服务员解释列车晚点的原因，但都无济于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怕先生太累，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再打车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待所，碰碰运气，看看那里有没有房间。嗨，原来徐教授早在招待所帮我们预定好了房间!
　　1985年冬天，先生带领教研室大队人马乘飞机到福建厦门参加中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成员包括：梁东昇老师、廖家遗老师、李逸明（博士研究生）、陈茵茵（博士研究生）和我。师母趁着这个好机会也一道同行，并在第二天就回福州看他弟弟去了，时间两天。我们住鼓浪屿的海军招待所，早上还可以清晰地听到金门岛传过来的“三民主义”歌声。江先生由于心脏早搏和房颤等毛病，师母不放心他独自一人睡，让我过去帮忙。那两个晚上，我的神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先生轻微的翻身转动，都会引起我的注意。
　　先生带我们来厦门参加全国寄生虫学大会，不但使我们认识了许多业界泰斗级人物如毛守白教授、钟惠澜教授、唐仲璋院士、孔繁瑶教授等，而且更值得传颂的是，先生带着他的弟子们一道去他的老师唐仲璋院士家里为他庆祝80岁生日。先生这种尊师之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可能是缘分，我和唐仲璋院士的外孙陈东博士（唐仲璋院士女儿唐崇惕院士的第三儿子）同期在瑞士巴塞尔做博士期间成为好友，至今保持良好关系。2002年回国后，我成为唐崇惕院士的忘年之交。她曾多次来中山大学访问并参加我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我也于2018年4月应唐崇惕院士的邀请到厦门大学参加他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并被邀请做答辩委员主席，更荣幸的是她还邀请我住在她家,有机会聆听她家族许多的故事。
 

　　江先生的好客在中大校内是出了名的。从学生到同事，从护士到医生，从画家到文学家，从国内同行到国际友人，从文学家到社会活动家，从日常的交谈到学术的交流，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先生独特的人生过程。先生曾跟我们讲述他从小好爱文学，而且记性极好，加上他自己勤奋努力，所以高中毕业就在南洋日报找到份好差事。他的患难同学徐秉锟教授经常说，静波入错行了，他应该念文科。我个人认为，如果先生转行书法，他会成为一代书法大伽。他为老家福建永定围屋正门书写的对联“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德孙谋读与耕”和横批“承启楼”，字字结构严谨，运笔苍劲有力，可作佳佐。“承启楼”也成为多位国家领导人如胡锦涛等参观、了解我国特有的围屋代表建筑之一。只可惜，先生的经历没有被写成传记，要不，世间会留下更多对先生的了解和回忆。
　　在跟随先生学习和工作那些年间，我亲眼目睹了先生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工作毅力。先生的身体从小就不是健硕的那类型，他经常说他小时候差点夭折，不但患过伤寒，还得过肺炎。那个年代没有抗生素，患上这类传染病，基本上九死一生，要不是上天有眼和他妈妈耐心地用粉汤慢慢调理他弱小的身体，他早已不在人世。先生晚年的身体一直不理想，住院治疗是家常便饭，药物对他来说就是饭后的甜品。由于心脏早搏，六十几岁开始安装心脏起搏器，而起搏器的启用使先生的健康得到明显的改善，对他日后完成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个有才华的学者，文学的功底对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江先生编写的《无脊椎动物学》一书[28]，自出版以来，长期深受读者的称赞。书中严谨的结构，优美的文字描述和简洁的语言，图文并茂，令人爱不释手，当之无愧成为了国家级的优秀教材。江先生讲授“无脊椎动物学”时，除了几张写上摘要的卡片外，粉笔和挂图是他主要的教学工具。先生优雅的风度和绅士般的衣着，是中山大学当时校园师生的热点话题。徐秉锟教授曾在厦门大学参加全国第一届中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期间说过，如果江先生不念动物学而念文学，他会成为文学家。当然，江先生也常对我们说，如果徐教授不念理学念音乐，他一定是个优秀钢琴家（徐教授是业余钢琴家的高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话均无虚言。
八十年代初，先生常因病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单人病房）。从那时开始，每次探病，我几乎都发现先生伏案于原稿纸上，而且显得有点神秘。每当我们进入他的病房，他都会把原稿纸迅速放入抽屉内。后来才发现，原来先生竟然利用住院的时间搞起文学创作。老先生对其处女作《师姐》的创作经常处于如痴如醉的地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应该要好好休息。为了能让《师姐》早日成书，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心律不齐、早搏和严重眼疾等疾病，反复修改，认真程度到了忘我的境界。也由于先生太沉迷于这位“师姐”， 没有及时审阅我的论文，以至于我本该可以在1989年6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被迫推迟到同年的11月。也由于答辩和学位的推迟授予，那年我失去了一次本该十拿九稳的学校分房机会。虽然当时我内心对先生所著的这位“师姐”有怨气，但老先生这种坚韧和执着的精神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心里也就释然了。《师姐》[29]的出版以及在羊城晚报上的连载，迷倒了老中青好大一批读者。著名文学家秦牧先生还为先生的这部《师姐》写了序。《师姐》的成功，使先生成为名副其实的两栖科学家（能文能理），也由于作者的特殊性，《师姐》还获得了鲁迅文艺奖。
1989年年底，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题目为“布氏锥虫中间型意义和动基体功能研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原中山医学院江先生的同窗好友徐秉锟教授，成员有中山大学生物系（现为生命科学学院）的廖翔华教授、中山医学院的蔡尚达教授、华南农学院的陈淑玉教授和暨南大学的陈如作教授。秘书是我的师弟胡超群同学（他现是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徐教授的身体状况与1985年我们在厦门参加会议时相比已大不如前，判若两人，若不是我是江先生的学生，相信以他的个性，他不会轻易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带病从医院来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徐教授与江先生之间的情谊也由此可见一斑。翻阅徐教授和江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当年在福建协和大学毕业时留下的格言，可见其二人的性格。徐教授的留言：“我们要在人生道路上多留一些痕迹”。而江先生的留言是：“冬天、春天、夏天，都不是读书天，秋天还没到，我都要走了！”

　　在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借用徐秉锟教授曾经对江先生所做的评价来总结江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当他快乐的时候，比三岁小孩天真。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比君子更严肃。他怕听见人哭的声音、呻吟的声音，更怕看到死人的脸孔。平时又怕看见血，当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请他牺牲一滴血，他就会逃避千里。然而当他得到一只伤鸟时，为着要解剖起见，他就忘了他自己的怕血，当场以手当快刀，撕开鸟腹，反复检验鸟的各部，染得十指血红。好学之精神，于此看见。平日对于生物显微镜之技术很精，有志出国攻读。
他不愿意别人因他难过，也避免自己为别人痛苦。又能反抗外来的压力，在荆棘中找路。”
是的，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荆棘中不断成长，在骇浪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我的恩师，我的同事，江静波先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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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伦照荣，1977级中山大学生物系本科生，1979-1982硕士研究生，1986-1989博士研究生，均师从江静波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助理教授、讲师、副教授，瑞士热带医学研究院（1990-92）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3-1995）博士后，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和化学系研究员，加拿大国家食品检验局寄生虫学研究中心研究科学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害生物控制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PI。现任动物学国家重点学科（寄生虫学）学术带头人、华南寄生生物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动物健康组织（OIE）动物锥虫病诊断专家、中国动物学会原生动物学分会副理事长、亚洲原生动物学会主席、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高技术（KTP)访问教授、英国Salford大学荣誉教授、Parasitology, Parasitology Research, Experimental Parasitology编委等职。